一、少数民族地区第一生产力的发展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是推动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变革力量。科技与经济有机结合，是经济高速增长的促进力量。目前，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借助了科技的力量，实现了有质量的发展。实践证明，少数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关键在于科技的发展。

　　1．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科技发展

　　在新中国半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少数民族地区的科技发展经历了一个十分曲折的过程。现在，各民族地区一大批与国民经济、生活和民族特点需要相关的科研机构相继成立，从而形成了门类比较齐全，学科基本配套的科研体系和专业技术队伍。所以，民族地区的科技发展成为大趋势。

　　为了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科技发展，国家也采取了一些特殊政策，其中包括：重点培养、培训少数民族科技人员，在普通高等院校有计划地招收少数民族学生或举办民族班，在民族院校增设紧缺专业，加强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同时采取有效措施和办法培训提高现有的少数民族科技人员；帮助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引进人才和先进技术设备，改造传统产业和传统产品，提高经济效益；建立和健全农村牧区的科技推广体系，加强实用科技的普及、培训和示范推广；在工作条件、生活待遇等方面制定优惠政策，鼓励科技人员在民族地区建功立业；加强发达地区对民族地区科技事业的支援，如聘请专家兼职、组织科技工作者讲学和短期工作、开发技术协作、帮助培训人员等。

　　在新中国五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少数民族地区的科技发展受到国内各个时期政治和经济政策的极大影响。从时代上和政策特点上可以划分为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

　　从解放初到50年代末，国家对民族地区的科技发展采取了促进政策。其主要特点是将少数民族地区的科技发展纳入到全国科技发展的系统，加强了少数民族地区科技队伍建设和技术改革工作，并陆续建立了与少数民族地区各行业发展相关的科技机构。这是一种“嵌人”式的发展模式，国家从内地调派一批科技人员和大专毕业生到少数民族地区开发农业科技工作。通过各种方式积极培养少数民族出身的科技人才。民族自治地方先后成立了以农牧业为主的科技机构，兴办各种农业院校，建立农业技术推广站和群众性的科研团体，但是投入还较少，成就也不大。民族地区的科技发展处在起步阶段。

　　60年代后期直至“文化大革命”期间，少数民族地区的科技工作处在停滞不前的状态。特别是大量的政治运动极大地伤害了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知识分子，也极大阻碍了少数民族地区科技的发展。虽然，一些国家重要的工程涉及少数民族地区，但由于这些工程不直接带动当地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所以对当地科技的发展未能起到应有的带动和辐射作用。

　　改革开放之初直到90年代，中国的科技工作重新受到了重视，不仅加强了对科技发展的投人，而且加强了科技管理体制的改革，促进其与经济发展相结合，对科技进步、技术转让和科技人事等制度都进行了改革，大大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科技发展，民族地区的科技发展也迎来了一个春天。通过这一时期的发展，各民族地区初步形成了立足于本地区，并为本地区服务的科技体系，建立了农林牧、工业、建筑、交通、邮电、商业服务等行业和部门研究、开发、生产的科技服务系统。这一时期，少数民族地区的科技发展已经有了相当的内动力，特别是在人才方面已经具备了初步力量。据1982年统计，5个自治区的农、林、牧、水利、气象等科技人员已达43370人，其中少数民族28158人，到1985年底，全国少数民族农业科学技术人员有37856人，其中高级农艺师46人，正副研究员227人。国务院还出台了有关鼓励内地科技人员支边，阻止少数民族地区科技人员外流的政策，稳定了少数民族地区科研人员，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国家先后在农村实施的“星火”、“丰收”、“燎原”等科技计划，对少数民族地区农业科技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进入90年代后，全国的科技工作和科技管理形势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科技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科技与经济发展关系更加密切，科技进步有法可依。1993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明奖励条例》(修订稿)、《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进步法》和199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为科技进步的法制化管理开辟了道路。民族地区的科技发展也推进了其与经济发展相结合的步伐，科技管理走上法制轨道。科技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大大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的科技进步发展迅速。1996年正式颁布实施了《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进步条例》，全区科技成果转化率、推广率分别达30％和15％。

　　在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牧区的科技推广过程中，地膜植播、培育推广良种、防治病虫害、科学养育、园艺、高产栽培技术等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获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宁夏农业科学技术贡献率1997年达41％，其中川区达到45．1％，最高的吴忠达到51．5％，较差的山区也达到32％，全区农业优良品种覆盖率达90％以上，农业新技术覆盖率川区为80％，山区为70％，每年增产粮食近2亿公斤，增收3亿元。由于推进科技进步，内蒙古的科技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日益提高，到1997年，科技对工业总产值的贡献份额达到30．6％，比10年前增加了18个百分点，对农业生产的贡献份额达30．2％，其中对粮食的贡献份额可达到33．9％。

　　一些昔日穷困的少数民族村寨正是由于接受了农业科技，才走上了致富路。如湖南芷江侗族自治县，曾是有名的穷村，从1986年起，全县29个乡镇建起农民培训中心，村里设有村民科技培训部，并配备了专门的科技干部，在全县形成三级服务网络，全县科技示范户达5000户。近年来，举办各种实用技术培训班1885期，培训农民47.68万人次，发放技术资料134．73万份，同时创办了民族职业中学、民族中学，为侗乡培养“留得住、养得起、用得上”的人才，科技使全县十多万农民摆脱贫困，走向富裕之路。由于加大了科技投入，西藏形成了自己的一些名牌，如珠峰摩托车、珠峰牦牛肉、珠峰圣茶、拉萨地毯、拉萨啤酒、纳木错牛绒衫、圣雅红景天口服液、奇正藏药都已经成为国内市场有一定知名度的产品。

　　(5)民营科技企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迅速发展起来，成为推动民族地区科技发展的重要力量。据报道：1997年，内蒙古全区各类民营科技企业已达八百多家，从业人员近万人，其中科技人员占50％以上，有中高级职称的科技人员占60％以上，年创产值2．5亿多元。

　　2．现代科技与少数民族

　　如果你真的了解少数民族地区五十年走过的历程，你就会发现，科技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生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从收音机、飞机、手机到汽车、电视、电灯，无一不是科技发展的产物。科技与各少数民族生产和生活的现代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但少数民族地区的现代科技的发展，可以说是在一张白纸上画的最新最美的图画。通过五年来的努力，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为科技描绘了一张蓝图，而且是一张仍然有着极大发展空间的蓝图。

　　科技行政管理机构日益完善。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建设的需要，从50年代起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级科技行政管理机构逐步建立起来。如1959年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和甘南藏族自治州成立科学技术委员会。但是后来很多少数民族地区政府的科技委员会被撤销，到了70年代才得以逐步恢复。现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政府机构中，科技工作受到极大的重视，县以上各级政府大都设有科学技术委员会，乡级则有专管科技的干部，从而使科技工作得到有效的管理。随着科技体制改革的深化，少数民族地区的科技管理体制进一步合理化，特别是使科技工作适应市场经济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需要，面向经济发展的主战场，科技管理也成为为经济发展服务的重要一环。

　　科研机构体系形成于50年代，少数民族地区的科研机构主要从农牧业技术方面建立起来，50年后的今天，民族地区的科研机构涉及生产生活的各行业，已经初步形成体系。1955年，新疆成立了第一个农科研究机构——新疆农林牧科研所，内蒙古在50年代就开始建立农业科研所、畜牧兽医研究所、水土保持试验等科研机构。西藏于1952年在拉萨市成立“七一农业科学试验场”，1960年在拉萨市建立了西藏农业科学研究所，以后各地、市相继成立了农科所、农科站。经过多年试验，培育出高寒地区高产青稞、小麦、油菜、玉米、马铃薯等优良品种五十多个，并大面积推广。

　　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从1972年起建立农村四级农科网，到1975年全州已建成29个农科站，少数民族科技术人员达七千八百多人。50年代，国家在景洪建立云南省热带植物研究所，成功地开创了在北纬21—23度地带种植橡胶的科学管理方法，实现了大面积种植橡胶，打开了国外专家认定的“橡胶禁区”，结束了中国不产天然橡胶的历史。

　　内蒙、新疆、西藏都先后建立自治区一级的畜牧兽医研究机构和兽用药品制造厂。

　　广西1988年全区有农林牧科研所一百四十多个。到1988年底，广西全区建立农林牧渔业科研机构46所，农业技术推广机构1728个，畜牧兽医站1190个。目前，各民族自治区都建有科学院和多种研究所，一些自治州和自治县也有了科学研究机构。

　　据统计，1996年末新疆县及县级以上国家独立研究开发机构133个，高等院校办科研机构47个，大中型工业企业办科研究机构75个，民营科研机构400个；宁夏全区县级以上国有科研与开发机构56个，青海省地方县级以上部门属各级科研机构58个。

　　理工农医等方面的各类中高等院校逐步建立科技与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有着密切的关系。为了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科技的发展，人才的培养受到了极大的重视。到80年代，少数民族地区各种与科技相关的中高等院校得到极大的发展，医学院、理工学院、农牧学院、林学院等，已成为少数民族地区技术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

　　到80年代，广西已有1所农学院，农林中等专业学校二十多所，并兴办了一批农业中学。各级农业院校累计向农业战线输送大专毕业生1万人，中专毕业生2.5万多人，农业中学毕业生10万人。各级农业部门还开办了各种农业技术学习班，推广了农业技术。

　　科研队伍不断壮大。少数民族科研队伍从无到有发展起来了。通过各种方式的培养，在五十年的时间里大批少数民族科研工作者成长起来。1997年全国民族自治地方县以上政府部门属研究与开发机构及情报文献机构共有2033个，职工14.35万人，其中科学家及工程师7.04万人，其他科技人员2.68万人。

　　1997年末，内蒙古全区国有企事业单位共有各类专业人员47.7万人，全区旗县以上国有独立研究与开发机构159个，从事科研活动人员0.93万人，比上年增长1.1％，其中少数民族0.14万人，科学家和工程师0.53万人，比上年增长1．9％，其中少数民族0．08万人，全区共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占人口总数的比例达2.1％，超过全国平均水平0.5个百分点；吉林省民族自治地方共有各类科学技术人员12.4万人，其中自然科学人员7.3万人，每万人中拥有科技人员567人：新疆年末全区国家企事业单位拥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45万人，县及县以上独立研究开发机构有122个，从事科技活动人员6016人，其中科学家和工程师4957人。

　　少数民族的科技工作者也成为推进国家科技进步的重要力量，他们中有科学院院士、工程院院土，有学科带头人，也有的为实用技术推广做出突出贡献。

　　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士雯（回族），是我国目前惟一的老年医学博士点的学术带头人，长期致力于老年心脏病和老年急救学的临床、科研和教学工作，为开拓我国老年医学这一新兴学科做出了突出贡献。

　 中国工程院院士韦钰（壮族），曾获德国亚琛工业大学工学博士，成为世界上开辟电子生物学和生物计算新领域先导者之一，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和改革中，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崇愚(满族)，是金属缺陷电子结构与材料设计专家。郑惠玉(朝鲜族)吉林农业科学院研究员，从事大豆育种与品种资源的研究，育成“吉林20号”科超小粒黄豆等优良品种。覃惜阴(壮族)广西农业科学院研究员，从事水稻育种三十多年，参加育成的杂交稻等研究成果遍及中国的南方，增 产效益显著。

　　张丽珠(白族)，北京医科大学教授，从事妇产科临床和生殖内分泌医疗、教学、科研工作，完成我国首例“试管婴儿”及“配子输卵管内移植婴儿”项目。他们都是少数民族科技精英……

　　科研成果丰硕。少数民族牧区在牲畜疫病防治、选育良种、引进良种、推行人工授精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效。新疆细毛羊及改良羊已经发展到占全区绵羊总数的40％以上，1987年末达1077．61万只，并已推广到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 “六五”计划期间，新疆、内蒙又育成良种“中国美利奴”细毛羊，可与澳洲美利奴羊媲美。内蒙培育出闻名中外的“敖汉细毛羊”、“乌珠穆沁羊”、“三河马”、“三河牛”和“阿拉善骆驼”等共12个良种。全区良种及改良种牲畜占36％以上，毛肉兼用羊已推广到10个省、区。

　　大批现代农业成果得到推广。如在改良土壤、植物保护、地膜育苗、田间管理、配方施肥等方面都取得了可喜成就。1988年，广西推广水稻杂交良种面积占水稻面积的35％，并大力推广甘蔗良种“桂糖11号”。到1997年，西藏科技对农牧业增产贡献率达23％。据报道，1999年，新疆农科院与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中心等单位合作，对本地棉花品种进行生物技术育种研究，研制成功转基因抗虫棉。

　　进入90年代后，科技成果日益增加，经济效益不断提高。1996年末，广西全区共取得省部级以上登记的科技成果142项，其中属于国家科技进步奖6项，自治区科技进步奖6项，获重大科研成果的有：广西千万亩水稻节水灌溉技术开发星火项目、家蚕夏秋用新品种“两广二号”选配的应用、中国油桐种植资源研究等。科技成果已被广泛运用并转化为生产力，科技市场成交活跃，全年共签订各类技术合同674项，成交金额达1.2亿元；云南全省获得省级科技进步奖178项，星火奖60项，全年受理专利申请1290件，批准专利602件，签订技术经济合同1895项，成交金额达5.34亿元。科研单位向工业企业转让成果56项，金额592.41万元。新批准建立省级实验室2个，中试基地2个；宁夏全区有获部级以上科技进步奖的科技成果48项，受理专利申请178件，授权专利105件。农业生产实用先进科学技术推广有所突破。全年共取得重大科技成果276项，有11项获国家级科技进步成果奖，有137项获自治区科技进步奖。新疆技术市场活跃，全年共签订技术合同1066份，成交金额2.45亿元，比上年增长21.8％，其中技术交易2.05亿元；西藏全年完成重点科研项目29项，一般项目130项， “星火计划”项目16项；青海年内取得省部级以上重大科技成果39项，其中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1项、国际领先水平2项，达到国内领先水平的16项、国内先进水平的20项，当年全省共受理专利申请92件，授权43件，技术市场共签订合同293项，协议金额7885.84万元，比上年增加6510．45万元，增长4．7倍。

　　科普工作日益展开。科普工作是普及科学知识、提高全民素质的关键措施，也是适应世界潮流，迎接下一世纪的挑战的重要措施。普及科学文化教育，将人们导人科学的生产、生活方式，是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轨道、实现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关键环节。经过五十年的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科普组织网络日益健全，科普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国家和有关部门组织实施的科技、教育计划及有关活动也在增强少数民族科技意识、普及科技知识方面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特别是结合技术推广和技术培训，少数民族地区农村技术普及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是，由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相对落后，一些迷信、愚昧活动却日渐泛滥，反科学、伪科学活动频频发生，令人触目惊心。这些与现代文明相悖的现象，侵蚀着人们的思想，愚弄着广大群众，腐蚀着青少年一代，严重阻碍着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愚昧不是社会主义，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是实现经济建设向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转移的重要途径。

　　虽然少数民族地区的科技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一些体制上的、观念上的、组织上的，以及科技发展本身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如科研人员队伍结构不合理，体制硬化，信息不快，科研与经济发展联系深度不够。特别在科技总体水平低的情况下，要有发展规模，同时又要有发展质量，这对少数民族地区来说是一种更高的要求。

　　人类总是在不断发展与进步过程中创新的，正当人类即将进入新世纪之际，扩展外层空间、无性繁殖、克隆技术等，一些全新的知识正在成为影响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重要因素。继信息革命之后，兴起于发达国家的知识经济正在深刻地影响着世界发展的趋势。在发达国家，知识密集型产业的产值跃过了国内生产总值的50％，它昭示着这些国家正从工业经济时代阔步走向知识经济时代。

　　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它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相对应，这里的知识包括人类迄今为止所创造的所有知识，而科学技术、管理和行为科学是其中最为重要的部分。也就是说科学技术是知识经济的核心，科学技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对知识经济的成长与发展至关重要。科学技术是知识经济的主动力。

　　“科技兴农”、“科技兴牧”和科技兴民族地区已经成为广大少数民族地区各阶层的共识。特别是“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也为少数民族地区的科学创新和科技进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对知识经济的挑战，少数民族地区的科技界也应作出反应。

　　知识经济时代结束了一个重科学轻技术，更轻管理的时代。知识经济一个重要的观念在于，知识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和最重要的经济增长源泉。知识在知识经济社会被作为一种经济要素提出来，使其具有了特殊性，即不可替代性、不可相加性的加法原则，不可逆性、非磨损性、不可分性、可共享性和无限增殖性等，从而决定了知识与一般的生产要素相比有着本质的区别，当知识成为主要的经济要素后，经济增长方式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长期高速增长成为可能。知识经济也使传统工业技术与高技术指导思想相区别，知识经济可以促进人类与自然协调、可持续发展，其指导思想是科学、合理、综合、高效地利用现有的资源，同时开发尚未利用的富有自然资源来取代耗竭的稀缺自然资源。这是更符合人类社会长远发展目标的科技指导思想。也应是少数民族地区科技界观念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还应充分认识管理也是一种高知识的劳动，从而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科学的发展。经济发展可持续化、资产投入无形化、世界经济一体化、经济决策知识化以及新的价值取向、新的市场观念等，这是少数民族地区科技界必须加以认识的一些新观念和新理念。

　　少数民族地区的大多数科技工作者受到传统教育体制的影响，应试教育和文理科严格分开、专业教育较早的直接后果，造成理工科大学学生没学过经济，文科大学生没学过高等数学的基本知识。因此大多数的科技工作者知识面相对狭窄，加之少数民族地区信息源少、学习条件差等多方面的问题，面对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知识更新的周期越来越短，少数民族地区的科技工作者中不仅存在着严重的知识老化问题，还存在着大量的功能性文盲。这与知识经济社会要求不相符，在知识经济的社会里，学习成为生存的先决条件，知识经济的发展最终取决于人的素质，良好的科学文化素质、坚实的专业技术知识和勇于开拓的创新能力，是对普通岗位上的劳动者的要求。因此，少数民族地区的科技工作者应树立全新的学习观念，借先进信息技术，不断学习新知识、了解新情况、适应新环境，这不仅可以获得自身生存的资本，也可以为少数民族地区科技进步做出应有的贡献。

　　少数民族地区要实现科技进步与知识创新，不深化目前的科技管理体制是不能实现的。那就是要积极进行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出成果出人才，开展科技创新。大力发展以知识经济和信息为基础的经济，使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业化与知识化的协调发展。深化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联系，增强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让知识成果产生经济效益。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市场为导向，以创新为核心，使少数民族地区的科研机构企业化，生产企业科技化。

　　3.少数民族科技进步与未来

　　人类社会正在迎接一个新的世纪，世界也正在经历一场巨大的变革。新科技革命成为人类面向新世纪的浪潮。少数民族地区明天的发展也是美好的，但是依靠科技进步加速经济、社会发展，成为关系各民族前途命运的伟大工程。

　　目前，少数民族地区科技水平还不高，科技进步还面临着很多的困难。

　　第一，虽然各级政府都已经意识到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对科技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但是经济发展缺乏依靠科技进步的机制与内在动力，科技发展缺乏面向经济建设的活力，大量技术成果未能转化为生产力，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相互脱节现象依然存在，科学技术的潜力未能得到充分发挥；第二，少数民族地区的科技工作存在着缺乏统筹安排、合理分工，以及低水平重复等问题；第三，科技队伍建设受到经济发展落后条件的严重影响。国家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科技，但是由于少数民族地区科技发展起点低，科技人才短缺，结构失调，分布不合理，加之人才管理体制方面的问题，少数民族地区现有的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未得到充分调动，影响科技工作发挥应有的作用；第四，少数民族地区科技投入渠道单一，投入低，不能满足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在新的世纪里，一系列新兴科学技术领域将出现重大突破，新的生产技术和对自然现象的新的认识，将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高新技术的发展将进一步改变现有产业的面貌成为世界经济竞争的重要因素。因此，少数民族地区应当从自己的区情出发，推动本地区的科技进步。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生产力水平低，经济、文化发展相对落后。同时由于多年来的工业开发和人口过快增长，长期以来，我们靠消耗大量资源来发展经济，多数产业的技术和管理落后，产品质量差，经济效益低。很多少数民族地区面临着人口、资源、环境问题。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构成了少数民族地区未来发展的巨大障碍。少数民族地区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要随着国家科技发展计划的实施，以大规模生产的产业技术和装备现代化为科技发展的主要方向，并有计划、有重点地发展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加强基础研究，增加科学储备。

　　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少数民族地区科技发展的重点领域。首先要借助国家发展农村经济为宗旨的“星火”、“丰收”、“燎原”等计划，在少数民族地区推广适用、配套的先进技术，大力发展以科技为支柱的商品经济服务体系，提高农业技术水平，推动农村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合理调整。同时，要切实加强农业科研工作，搞好纵深配置，增强农业发展的后劲。通过技术进步，有效地保护和充分利用少数民族地区现有的耕地资源，有计划地改造大片中低产田。大力发展干旱、半干旱农业技术和节水灌溉技术。开发利用尚有很大潜力的丘陵山区、草原、水面和大片滩涂，注重兴修水利，防止水土流失，保护生态环境，建立合理的农林牧副渔复合生态体系。广辟食物来源，开发新的蛋白质资源和配合饲料。发展多样化食品生产和加工技术。综合利用各种动植物资源，改善城乡居民的膳食结构。利用杂交优势和遗传工程技术选育高产、优质、多抗的动植物新品种。深入研究、开发区域性综合配套配方施肥、节水灌溉等农业生产技术和养殖技术，使农产品的质量和产量大幅度提高。以现代工业技术装备农业和乡镇企业，发展农产品的贮运、保鲜、加工、包装和综合利用，提高农村工业化水平和管理水平，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发展农村商品经济。

　　工业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心任务就是提高经济效益，大力推动企业、尤其是大中型企业的科技进步。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管理技术，特别要用电子信息技术对各产业部门进行技术改造，提高机械装备的技术水平。节约能源，降低消耗，提高质量，发展品种，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及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优化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促进我国经济从高消耗、低效益向低消耗、高效益转变。

　　少数民族地区与社会发展相关的科学技术发展，主要是加强人口、医药卫生、社会服务、公共基础设施、环境和生态保护以及灾害监测和防御等方面的研究和开发，创造一个良好的自然和社会环境。

　　少数民族地区的科研机构和科研体制的改革也势在必行，一方面运用税收、价格、信贷、折旧等经济杠杆，如免征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开发等技术性收入的营业税。对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技术政策、阻碍科技进步的产品技术，征收附加税等，引导行业和企业的科技进步，促进科技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要通过科技体制的改革，充分调动各民族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增加科技的投入，加强科技管理，促进科技进步。

　　二、教育是科技发展的基础

　　1．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五十年

　　教育是一个继承、创新和发展的过程，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基础。面对一个现代化的时代，中国少数民族传统的教育已不能适应其繁荣发展的需要。为了推进各民族的繁荣和发展，新中国诞生后，政府便将少数民族教育纳入国民教育系统，将其视为中国国民教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采取了一系列的特殊政策，以促进其发展。在五十年的探索过程中，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经历了开创与发展、遭受挫折、恢复与加速发展三个阶段。

　　开创与发展阶段。少数民族地区一解放，党和政府就采取了一系列的有力措施，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学校教育，不仅在政府管理部门中建立了专门管理少数民族教育的机构，而且利用一切条件，建立学校。于是一些从来没有过正规学校教育的少数民族地区，逐步建立起中小学校，少数民族的适龄儿童有了受教育的机会。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的开创与发展一直持续到60年代初，取得了极大的成就，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首先，建立了各种形式的小学、中学，在发展民族教育过程中，采取了适合民族发展和进步的民族形式，照顾了民族的特点，并对有通用文字的民族在民族中小学教育中使用本民族语言开展教学。1949年全国少数民族在校大学生1265人，中学生47698人，小学生79139人。到1952年，全国在校的少数民族大学生达2948人，比1949年增长一倍多，中学生达9.2万人，比1949年增长1.4倍，小学生147.42万人，比1949年增长86％。这一时期，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的重点是基础教育和扫盲教育。1950年在北京、西北、西南和中南地区设立了民族学院，为少数民族高等教育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进入50年代末和60年代中期，少数民族教育虽然受到一些“左”的错误的影响，但是在某些方面仍然有一定的发展。不仅发展了中小学教育，高等教育在数量上有了较快的增长，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成立了与提高人民生活和地区经济发展相关的高等院校。如1958年9月1日，在广州成立广东民族学院，同年9月15日在陕西咸阳成立西藏民族学院，同年10月2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一所以理工科为主的大学——广西大学正式开学。1960年10月1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一所综合大学——新疆大学成立，该校是在新疆学院基础上建立的，有学生一千多名，少数民族学生占75％，教师二百九十余名。同年12月1日，青海省第一所综合大学——青海大学成立，该校是1958年以来创办的青海工学院、农牧学校、医学院、财经学院合并而成。1962年9月30日宁夏大学成立，这是由1958年以来建立的宁夏师范学院、农学院、医学院合并而成，共有回汉族学生1170人。1965年1月20日，国家拨给新疆五千六百四十余万元，扩建新疆大学、新疆医学院、农学院、工学院。同年5月21目，内蒙古农牧学院在呼和浩特成立。

　　这一时期，少数民族地区在发展基础教育的同时，高等教育也发展起来。当然，基础教育由于不同程度上受到“左”的错误的影响，虽然发展速度较快，但是质量不高，对民族特点和地区特点照顾不够，少数民族教育在某种程度上被削弱。

　　少数民族教育遭受挫折主要发生于“文化大革命”十年间，民族教育和全国各行各业一样不能得到正常发展，一系列有利于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的政策措施均被破坏。10所民族学院先后有8所被撤销或停办，大批民族中小学被撤销，有的被改为普通中学，很多地区的民族语文教学、各级行政部门管理少数民族教育的机构被废弃和取消。少数民族教育未能得到应有的发展。

　　恢复和大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少数民族教育也进入了一个有速度也重质量的发展时期。为推动少数民族教育行之有效的政策得到进一步恢复和落实，同时还出台了一些适应新时期发展要求的政策和措施。加强了对少数民族教育的管理，国家教委和有关地区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恢复设立了专管民族教育的工作机构，加强了对少数民族地区人才培养结构性的调整，使少数民族地区技术人才逐步成长起来：职业技术教育成为少数民族教育发展新的热点。 通过不断的努力，到了90年代，少数民族教育不仅得到恢复，而且得到了很大的发展。10所民族学院相继得到恢复，并筹建了2所新的民族学院，各民族自治地方新建和扩建了一批大专院校、中等专业学校和职业技术学校，大多数的民族自治地方充实和建立了重点民族中小学，民族语文教学工作得到很大的发展，各民族地区的各级教育发展迅速。

　　据统计，1997年，民族自治地方小学校9.1万所，招生354.6万人，在校生2061.8万人，毕业生278.7万人；教职工99.4万人，其中专任教师88.6万人。普通中学1.2万所，招生270万人，在校学生721.8万人，毕业生187.7万人；教职工58．2万人，其中专任教师44.7万人。中等专业学校579所，招生13.8万人，在校学生43.4万人，毕业生11.3万人；教职工6.8万人，其中专任教师3.6万人。职业教育进一步充实发展，1997年，职业中学达1401所，招生22.6万人，在校学生54万人，毕业生14.7万人；教职工5.7万人，其中专任教师4．1万人，在校本、专科学生20．5万人，在校研究生3766人，毕业生5万人；教职工6.3万人，其中专任教师2.9万人。

　　通过普及基础教育，少数民族地区适龄儿童入学率大大提高。据统计，1996年，内蒙古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8.8％；广西7——11周岁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达99.4％，小学生入学巩固率达97.6％，云南学龄儿童入学率达97.84％；小学毕业生升学率由上年的73.9％提高到74.6％；青海学龄儿童入学率为89.6％，比上年提高2.2个百分点，小学毕业生升学率为91.4％，比上年提高4.8个百分点，小学生辍学率为2.9％，比上年下降0.9个百分点。

　　2．发展少数民族教育的主要政策措施

　　在探索发展少数民族教育过程中，国家确立了发展少数民族教育的基本政策，即：重视民族特点，从少数民族地区实际出发，坚持国家帮助和少数民族自力更生相结合，加强内地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支援，采用多种形式、多层次的办学方式，对少数民族与民族地区职业技术教育采取特殊政策，促进其大力发展。为了执行这一基本政策，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有力措施。 依法确保少数民族平等受教育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五条规定：“凡满6岁的儿童，不分性别、民族，种族，应当入学接受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民族区域自治法》对民族自治地方自主地管理和发展本地方的教育的权利，并有权决定在招收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学校采用少数民族文字的课本，并用少数民族语言讲课以及学习汉语文。这些法律给了发展少数民族教育以应有的法律地位和应有的法律保障。为进一步促进少数民族教育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加强行政管理。1951年中央教育部设立了民族教育司，管理少数民族教育工作，到1952年，又在中央人民政府以及有关的各级地方人民政府的教育行政部门设立了民族教育行政机构(有的地方设专人负责管理少数民族教育事宜)。据统计，青海、贵州、吉林等7个省在教育厅设立了民族教育科，广西、云南、北京、四川等15个省、市在教育厅有关处科指定专人负责民族教育，或指定有关处科兼管民族教育工作；而内蒙、新疆则在教育部门配备了少数民族领导干部。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民族教育行政管理不断得到加强，目前，不仅国家民委设立了专门管理民族教育的机构，各地民委也有专门处、科或专人负责民族教育工作，而各少数民族地区的教委中也有专门的行政处室，管理相关的民族教育工作。 不断增加教育投入。80年代以前，少数民族教育的发展主要是单一渠道的投资方式——国家投人。在教育投人过程中，主要是通过实行少数民族教育补助费、少数民族教育事业费以及从民族地区补助费中适当安排少数民族教育经费等方式，加强对少数民族教育的投入。1951年，少数民族教育补助费为151万元，以后逐年增加，到1955年达1.08亿元。

　　自1985年，国家每年拨出一笔专款，支持老、少、边、穷地区发展教育，其中50％以上用于少数民族地区。从1990年起，国家又每年专门设置少数民族教育补助专款，以解决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教育经费的不足，据统计，“七五”和“八五”期间，国家设立的各种民族教育补助专款总额近20亿元。为了加大教育投入，国家“九五”期间从普九工程中将拿出39个亿，支持贫困地区的九年义务制教育，加上基础配套资金，近100个亿，是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投入。此外，这期间还争取到世行贷款，加上配套资金，也可达到70个亿，因此，在“九五”期间，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将有更大的发展。

　　与此同时，地方财政也加强了对少数民族教育的投入，如为了推进新疆科教兴国的进程，到2000年，新疆将有6．56亿元的资金投入到30个贫困县(这30个县少数民族人口占89％)发展教育，其中国家投资2．56亿元，新疆配套2．04亿元，地、州、县、乡财政配套投入1．831亿元。改革开放后，国家通过一系列的鼓励政策，促使少数民族地区利用群众捐助、民主党派、宗教团体和海外资金等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从而改变了单一的教育发展投入方式，使少数民族教育发展得到了强有力的经济支持，社会集资办学也日益规范化。

　　少数民族地区许多群众把集资办学和赞助教育看成是义举。很多收人并不高的群众也来捐资助学。新疆木垒哈萨克自治县雀仁乡经济落后，乡里没有维吾尔语学校，有三十多户维吾尔族的子弟要到60公里以外的县城上学。学生上学难，促使维族青年阿米娜从1983年起，自费办起一所维吾尔族学校，这个学校从1个班发展到5个班，学生虽然用的土桌子、土凳子，可是却给孩子们学知识带来了方便。由中国同盟中央倡导，民盟四川省委经济协同凉山州创办的凉山大学，为当地培养急需人才，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云南省德宏州每年由群众集资七十多万元办学，吉林省长白县从1980年到1986年的六年时间里，开办各类学校过程中，乡镇群众集资达2000万元。少数民族地区已经形成了政府重视、群众参与、社会支持发展教育的局面。

　　加强队伍建设。在少数民族教育不同的发展阶段，队伍建设的方式也不相同。新中国成立之初，主要是从内地调配大批知识分子加强民族地区教师队伍的建设。随着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的发展，也加强了师资的培养，民族院校的毕业生成为充实教师队伍的重要力量，少数民族地区的师范学校和师资培训机构也得到不断的发展。因此，少数民族地区教师队伍不仅数量日益扩大，质量也在不断提高。到1997年，全国高等学校、普通中学和小学少数民族专任教师分别为2．95万人，44．65万人，88．55万人，分别比1979年增长了50.76倍、1．35倍和1．45倍。

　　加强教育设施建设。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的条件由于教育投入的增加也得到了不断的改善，特别是校舍、教学仪器、图书资料和教育手段现代化都有了一定的发展。一些少数民族城镇地区的学校在教学设施的改善方面有了极大的进步。早在1987年，云南景洪县基诺族乡，已经做到村村有学校，校校无危房，班班有教室，学生有课桌，大多数校舍已从茅草房变为砖木结构的新瓦房。据统计，到1997年，全国民族自治地方各类学校达116327所。

　　加快少数民族专门人才的培养。为了加快少数民族人才的培养，除了办好民族中学和民族师范学校，要求民族师范院校毕业的学生，就分配到民族地区，杂散居农村教师要尽量在少数民族回乡知青中选拔，还力求每年有一定数量的少数民族学生进入大专院校学习，为此，在招生过程中采取了对少数民族考生适当降低分数线的特殊措施，如《教育部1981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规定》规定，高等学校和高等学校举办的少数民族班，对边疆、山区、牧区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少数民族考生可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适当降低录取分数，对散居在汉族地区的少数民族考生，在与汉族考生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在发展基础教育过程中，对困难地区的少数民族中小学生，减免学杂费等政策，并对困难学生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助。

　　多种形式办学适应少数民族地区特点。为了适应少数民族地区特点和经济特点，各民族地区举办了各种形式的学校。民族中小学和寄宿制学校。更适应少数民族山区、牧区、边远地区居住分散、交通不便和群众生活水平较低和学生生活困难的特点。寄宿制学校由国家实行包吃、包住、包学杂费，对特困生还补助衣被的方法，这一措施大大提高了少数民族山区、牧区和边远地区儿童入学率，使少数民族适龄儿童获得了更多的受教育机会。到1988年，全国少数民族地区已有寄宿制和半寄宿制中小学五千多所，在校学生100万人。正是这些特殊措施，促使内蒙全区1996年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达标的旗县市区达到25个，比上年增加了10个，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8.8％。

　　加强地区协作，支持少数民族教育发展。为了促进少数民族教育的发展，国家采取组织发达地区为民族地区培养师资和行政管理人员，并选派教师支援民族地区和各级各类民族学校等措施。北京、上海、天津、广东等已分别与内蒙、云南、新疆等省区签订了教育支援协议，有的省区内的较发达地区开展了支援少数民族教育工作。异地办学也是支援不发达地区发展民族教育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在推动西藏教育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从1985年开始，国家在内地创办西藏学校和举办西藏班，全国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国务院19个部、委、局举办的中学、中专西藏班已达70多个，累计有1万多名西藏青少年到内地学习后，回到西藏工作。北京、兰州、成都还举办了西藏学校。

　　3．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的成就与困难

　　少数民族地区在新中国建立之前，只有极少数的近代意义上的学校，大多数少数民族地区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所中小学，而全国更是没有一所正规的少数民族高等学校。因此，发展少数民族教育是新中国面临的极为迫切的任务，经过五十年的发展，少数民族教育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是，面对日益发展的世界，我们不得不进行横向的比较，从而使我们更清醒的认识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的现状。

　　现代基础教育发展初具规模。现代基础教育是随着新中国的诞生而建立。经过五十年的努力，民族基础教育已经形成体系并进入了发展阶段。遍布少数民族地区城乡的基础教育网络初步形成，少数民族地区基本上形成了村寨有小学、乡镇有中学、县有民族中学的基础教育体系。

　　随着国家义务教育的普及，民族地区基础教育普及面逐步扩大，全国民族自治地方适龄儿童入学率、巩固率，小学升初中、初中升高中的比率，以及高考入选率都有显著提高。1997年，内蒙古自治区小学在校生232.27万人，其中少数民族49.59万人，全区学龄儿童入学率达99.4％，小学毕业生升学率达93.9％；吉林民族自治地方学龄儿童入学率达99.9％；广西学龄儿童入学率达98.5％；四川省少数民族地区儿童入学率达87.7％，76％的民族县普及了初等教育；云南省少数民族适龄儿童入学率达97.21％；小学毕业升学率76.05％；小学学龄入学率达78.2％，比上年增加4.7个百分点；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达96.49％。1998年，全国中小学校(普通中学和小学)中少数民族在校生人数达到1689.35万人，占全国普通中小学在校生总数的8.43％，接近全国少数民族人口总数在全国人口总数中的比例。少数民族人口相对集中的新疆、宁夏、内蒙古、西藏、广西和云南、贵州、青海等八省、区的学龄儿童入学率平均达到98％。除青海、宁夏、西藏三省区外，均达到或接近全国平均水平，内蒙古自治区的学龄儿童入学率高于全国平均入学率。在全国已基本实现“两基”目标的2242个县级单位中，民族自治地方有241个，占总数的10．24％，特别是教育基础最薄弱的西藏自治区，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迅速提高，1998年达到81.3％，比前几年提高近一倍，已经有17个县(市、区)实现了普及初等义务教育的目标。

　　拥有了一支素质不断提高的教师队伍。少数民族地区的教师队伍是由少数民族教师与汉族教师共同组成的。50年来，这支队伍日益壮大，初步形成了相当数量和一定质量的师资队伍，到1997年，全国民族自治地方各级各类学校少数民族专任教师共有30．53万余人，其中普通高等学校有2．28万人，中等技术学校1．27万人，中等师范学校0．62万人，普通中学24．69万人，职业中学1．66万人，小学教师52．79万人。虽然教师队伍素质一直在提高中，涌现出一批很有创新精神的老师，但是还有相当 多的中小学教师本身科技素质较低，对科学素质的培养也不重视，由于实验条件、实验设备等的限制，一些地区教师实验的机会少，只能是照本宣科，更加上缺少最新的科技信息支持，教师缺乏科学素质和创新精神，对学生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办学形式日趋灵活及多样化。除举办普通中小学外，为适合少数民族特点和民族地区实际，少数民族人口集中的地区恢复设立了一批民族中小学，在人口稀少、居住分散、交通不便和长年游牧的少数民族牧区和山区大力发展寄宿制、半寄宿制学校。到1998年，全国民族地区寄宿制中小学共有六千多所，已成为我国少数民族牧区和山区一种行之有效的办学形式，在一些受传统观念和宗教习俗影响较大的地区，为提高女童入学率，采取单独开办女童班、女子学校，在城镇重点或条件较好的中小学举办民族班；此外，在一些边远偏僻，经济贫困的地区，还因地制宜采取办早晚班、隔日制等一些非正规教育形式，作为全日制正规教育形式的补充等等。这些措施有力地促进了民族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大大提高了少数民族儿童，尤其是女童入学率和巩固率。 高等教育发展显著。发展少数民族的高等教育，一方面是在民族地区开办各类高等院校，在办学过程中体现出民族特色。到1997年，全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已有普通高等学校92所，在校学生20.47万人，不仅有综合大学，而且还有理工、农医、财经、政法、师范等专业教育的高等学校。1997年内蒙全区招收研究生388人，其中少数民族132人，普通高校招收本、专科学生1.27万人，比上年增长3.9％，年末高等学校在校生3．93万人，其中少数民族1.02万人，少数民族学生蒙古族9022人。有些自治州也办起了大学，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另一方面，民族院校发展很快，目前已经有1所民族大学，12所民族学院，1997年在校生达3．51万人。内地的普通高校也开办了民族班，为民族地区培养人才，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很多少数民族不仅诞生了大学生，而且有了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维吾尔族、回族、满族、朝鲜族等十几个少数民族每万人平均拥有大学生人数已经超过全国的平均水平。到1997年普通高等学校少数民族在校生共达21.68万人，比1950年增加了约168倍。高等教育主要是在专业设置上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中等专业技术和职业学校有所发展。中等专业技术教育和职业教育与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关系更为密切，可以直接为经济建设服务，因此，随着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建设的需要，中等专业技术教育和职业教育在困境中有所发展。到1997年，全国民族自治地方的中等专业学校已有597所，在校生43．39万人，专任教师35707万人；全国民族自治地方职业中学有1401所，在校生54万人，专任教师4万余人。此外，成人教育也是提高现有在职职工文化素质的重要手段，民族地区这一教育形式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到1997年，全国民族自治地方成人教育学校达2万余所，在校生523万人，专任教师41.7万人。1997年，内蒙全年中等专业学校共招收学生2.51万人，比上年增长16％，其中少数民族5862人，增长3％。普通职业学校在校生19.11万人，比上年增长17％，宁夏全区各类中等专业学校25所，各类技工学校32所。中等专业技术教育主要问题是量的不足和质的提高。

　　教学手段现代化。在发展中为了适应现代化的要求，少数民族教育教学手段现代化也在探索中，一些民族地区不仅能够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教学节目，还创办了自己的教学节目，基本形成电教网。西藏高原也建设起了电化教育馆和6座教育卫星地面接收站。广播电视函授在民族地区也发展起来。到1997年，黑龙江省涉及赫哲族、鄂伦春族9个乡(村)中心校进行建设过程中，实验室初具规模，微机已经基本到位。但是这一过程由于总体经济实力的影响，现阶段还无法形成很大的发展，特别是在农村和牧区，发展有着更大的困难。

　　少数民族人口文化素质得到了提高。50年来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的发展，使少数民族人口的文化素质有了极大的提高。据人口专家用国际指标计算，在全国56个民族中，1990年，成人文盲比率汉族为21．53％，而塔塔尔、朝鲜、俄罗斯、鄂伦春、乌孜别克、赫哲、高山、鄂温克、达斡尔、满、哈萨克、仫佬、毛南、蒙古、京、壮等17个民族则都低于这个比率；反映80年代中后期消除文盲状况的重要指标是15一19岁年龄组文盲比率，汉族为2.19％，而朝鲜、锡伯、俄罗斯、塔塔尔、满、达斡尔、京等7个民族低于汉族；汉族每百人中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数为1．44，而高山、塔塔尔、乌孜别克、赫哲、朝鲜、锡伯、鄂伦春、鄂温克、裕固、蒙古、满、京、回等14个民族均高于汉族的比率；汉族每百人有小学以上文化比率为70．1％，俄罗斯、高山、满、达斡尔、乌孜别克、鄂伦春、鄂温克、赫哲、毛南9个民族高于汉族的比率，仫佬族的比率与汉族相同，哈萨克、壮、蒙古已接近汉族的水平，从文化教育综合均值比较，在1990年56个民族中，汉族已落后于朝鲜、俄罗斯、高山、塔塔尔、锡伯、乌孜别克、达斡尔、鄂伦春、满、鄂温克和蒙古12个民族。不过，大多数的少数民族人口素质还亟待提高，这是不争的事实，因而不容我们太乐观。

　　据报道，近年来，在广阔的青海草原牧区，已经销声匿迹多年的“读书无用论”又重新抬头，对牧区基础教育形成了较大的冲击。除了有的是因家贫无法上学外，还有很多是当前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带来的问题，如学生上学的投人加大、大中专毕业生就业难度加大，牧民们认识不到送子女上学有什么实际利益。青海岗察县泉吉乡宁夏村妇女委员美朵才让说：“如今送孩子上学的花费越来越大，初中毕业生考不上学的娃娃连牛羊都不会放了，整天闲逛，弄不好还闯祸。现在城里的工人、干部在下岗分流，我们牧民的娃娃还有啥指望？再说，就是娃娃们考上学了，毕业回来后又分不了工作；1997年和我的女儿一起分回来的53名大中专学生，工作都没着落。”牧民在算现实账时觉得不划算。而祁连县小学毕业生逐年增加，升入初中的人数却在逐年减少，全县五所中学，在校中学生最多时达6000多人，现在却只有1170多人，县民族中学最多时有480多名学生，现在仅有82人。1996年以前，全县中小学生的学生巩固率一直保持在94％以上，1997年已降为87％。这个县1998年分配来的大中专毕业生尚有48人工作没落实，其中教育口23人，人事口25人。这一现象在边远的少数民族农牧区极具代表性，也不能不使我们为少数民族教育的前途担忧。实际上，虽然50年来，民族教育在数量上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从整体上看，与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还存在着极大的矛盾。少数民族教育在总体上表现为水平低、发展不平衡，教师的数量、质量达不到要求，结构单一，成人教育相对落后，加之大多缺少强有力的经济支撑，办学条件中的硬件、软件很多达不到要求，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了教育功能的发挥。面对新的世纪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大潮，少数民族地区教育面临的挑战也更加严峻。

　　一方面，劳动力素质问题更加突出，少数民族教育不仅要增量发展，还需要提速和增质。中国大多数的文盲和半文盲集中分布在少数民族地区，劳动素质低下成为束缚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宁夏曾耗巨资从国外进口一套设备，由于工人技术达不到要求而使设备闲置，企业拖垮。有一个令人心酸的幽默，说在南东部与广西交界处有一个山村叫坝林，这里曾经几乎与世隔绝，当乡里为了扶贫让村民去乡里免费领取化肥时，村民大多只相信他们用了几辈子的大粪，不肯去，只有一个叫老五的农民到了乡里，可是从乡里背回的化肥没到家就被老五倒在了离村不远的山坡上，两个月后，老五路过他倒化肥的山坡时，看到他倒化肥的那片青草已全部枯死，而周围的草却异常茂密，老五庆幸自己没用化肥。这些都说明，没有现代科学文化为基础，人的生产行为和生活行为都会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不仅不易于接受新事物，也缺乏创造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深受劳动力素质低下的困扰。这一地区不仅需要英才，也需要大量具有较高文化素质的劳动力。只有教育才能担负起这一责任，教育也必须发挥自身这一功能。

　　此外，青海牧区普及基础教育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说明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还主要停留在单纯传播知识的层面上，多年来应试教育的结果是教育工作者衡量学生时，还只是以考试成绩为标准，至于学生的创新能力，自学能力，思维能力等对学生未来发展极重要的能力未得到重视。学生在学校学的不是方法，而是一系列得不到应用的知识。我们的学校教育不仅未使农牧民的子弟的科学文化得到明显的提高，反而使他们与所生长的传统生活方式发生了矛盾，他们在上过学后，反而找不到自己正确的社会位置了。于是知识在这种情况下反而显得没有力量可言。学校未把培养学生科学素质和智能作为自身功能。

　　另一方面，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对专门人才的需要更加突出。少数民族在普通劳动力素质不高的情况下，对各种专门人才，特别是适应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形势的专门人才有着更强烈的需要。财政、金融、商业、交通、对外贸易、企业管理等成为急需人才，而科学管理、科学研究、科学技术应用及推广人才更是供不应求。

　　人的问题是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最为重要的问题。如有了科技投入还要有人才，人才是教育的结果，而有了教育投入，还要有科学的和适宜的教育。这就是适应人的智力和认识发展过程的教育，人的心理发展过程的适应，适应当代科学技术革命的潮流和适应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的需求。

　　知识经济要求教育要面向高技术产业化，面向以

　　受教育者的教育观念也应有更大的变化。知识经济要求人们对教育也要有更新的认识，教育不再被看成是一种消费性投资，而是生产性投资。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对人的教育不是几年或十几年的学校教育能完成的，人们要树立终生学习的观念。社会也应为人们这种学习要求提供相应的机会和设施——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人们的就业观念也应与之相适应，要有创新性，只要能发挥自身所学之长，能自我生存和发展，就应成为就业的选择。没有了“大锅饭”，社会不再有“铁饭碗”，甚至不会轻易地为你提供“瓷饭碗”，劳动者只有在不断的学习提高中寻找能使你生存的“泥饭碗”。未来会有一些更为公平的学习机会，上岗竞争也将会更加激烈，少数民族地区的受教育者不清楚地认识这一点，就难以生存，更谈不上促进本民族的繁荣昌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