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络的历史发展
 
经络的记载详见于《内经》和《难经》，此前则有汉墓出土的《脉书》此后则有历代经络与腧穴相结合的多种著述。现按朝代先后作一介绍，以便于了解经络发展的源流。
　　一、先秦及汉代
　　现存的经络文献原以《内经》为最早，近代发现汉墓出土的古帛书和竹简中都记载有“十一脉”，为《脉书》的主要内容，这一名称与〈史记.仓公列传〉所说的仓公淳于意受其师阳庆传授“黄帝、扁鹊之《脉书》”之说相符合。《脉书》有属于黄帝，有属于扁鹊，可知有不同的本子，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就有几种文本：一种内容较简，按先“足三阳三阴脉”后“臂三阴三阳脉”排列，因称为“足臂本”（《足臂十一脉灸经》）：另一种内容较详，按先六阳脉后五阴脉次序排列，因称为“阴阳本”（《阴阳十一脉灸经》）。后者在帛书中有甲、乙两写本；又有江陵张家山汉墓出土的简书本。可见其传抄较多，影响更广。帛书的记载见《马王堆汉墓帛书》和《五十二病方》书中。本课程将有关内容分别列入十二经脉项下，以供与《内经》文字作对比。《内经》包括现存的《灵枢》和《素问》。关于经络的记载以《灵枢》为最详，如《经脉》、《经别》、《经筋》、《脉度》、《根结》等篇；《素问》则是在此基础上作进一步的阐发和讨论，如《脉解篇》、《皮部论》、《经络论》、《骨空论》、《调经论》、《太阴阳明论》、《阳明脉解》等。但《素问》所引古文献并不完全与现存的《灵枢》相同，如《脉解》所载经脉文字不同于《灵枢·经脉》，却接近于帛书记载，这当是古《脉书》的另一传本。凡名为“解”者自然晚于原书的解释性著述。
　　《难经》原称《八十一难》，对经络学说有所阐发，特别是关于奇经八脉和原气的论述，可补充《内经》的不足。
    　东汉末，张仲景“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等书著成《伤寒卒病论》（《伤寒论》），所称《九卷》，即指后来所称的《灵枢》。说明《伤寒论》一书以六经辨证，是对《内经》、《难经》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经络理论的灵活运用，为后人树立典范。
　　二、魏、晋及隋、唐
    　现存的经穴专著以魏晋时皇甫谧编集的《针灸甲乙经》为最早，此书全名《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是汇集《素问》、《九卷》（又称《针经》，即今《灵枢》）及《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部书分类整理而成。经络穴位图，古代称“明堂孔穴图”或“明堂图”，晋代《抱朴子》就引用过《明堂流注偃侧图》。偃侧指伏、侧的姿势，后来又称“明堂三人图”。唐代甄权曾进行修订，孙思邈《千金要方》（652年）加以引用，说“旧明堂图，年代久远，传写错误，不足指南，今一依甄权等新撰为定云耳。……其十二经脉，五色作之；奇经八脉，以绿色为之。”说明原图是用五彩标线的。王素《外台秘要》中（752年）又改绘成“十二人图”（将督脉并入足太阳，任脉并入足少阴）后来在刻本中，这些图均未流传下来。
    　唐代，除了《千金》、《外台》中的针灸经穴专篇外，《素问》王冰注的有关引文，保留了不少古代文献。隋、唐时，杨上善撰注的《太素》正文和注释，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宋、元、明、清
    　宋朝对经络腧穴的整理研究甚为重视，早期组织编写的《太平圣惠方》（992年），其第九十九卷和《针经》，第一百卷称《明堂》（《明堂灸经》），后人又称之为“明堂上经”和“明堂下经”，其中列有“十二人形”的经穴图。天圣四年（1026年）由王惟一编成《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三卷，共载 354经穴。次年铸成“铜人”经穴模型两座，并以图经刻石，对统一经穴定位影响甚广。后期组织编写《圣济总录》（约1112年），其中按经排列腧穴，为元代各书所继承。
    在宋、金时期，关于奇经八脉的穴位出现了新的内容，提出在四肢部“八脉交会穴”，原称“交经八穴”和“流注八穴”。初见于金、元时窦汉卿《针经指南》中，据说出自“少室隐者”所传。这实际是四肢部八个常用穴，可能因其能治有关奇经八脉的病症，故称“八脉交会穴”。这“交会”是指这些穴位的治疗作用通向头面躯干的一定部位（奇经八脉所属），也可说是“八穴通八脉”。其实际意义与原有的交会穴不同，原来的交会穴表明经与经的重合；而这是指八穴与八脉相通。
    　宋、金时期还将古代“候气而刺”、“顺时而刺”的思想发展为具体的子午流注针法。金代何若愚写成《流注指微赋》一篇，阎明广加以注解，并收集有关资料扩展成为《子午流注针经》一书（1153年），这是子午流注法的初期著作。明代徐风《针灸大全》又改编成《子午流注逐日按时走穴歌》十首，各书加以转载，影响遂广，此法的特点就是按时选用十二经的井、荣、输、原、经、合穴。其后，又有将八脉交会八穴也结合日时来选用，称为“飞腾八法”或”灵龟八法”，初见于元代王国瑞的《扁鹊神应针灸玉龙经》。
    　宋、金以来，对经络还提出些新概念。何若愚写的《流注指微论》有说：“诸阳之经，行于脉外；诸阳之络，行于脉内。诸阴之经，行于脉内；诸阴之络，行于脉外”，他把经、络与脉作了区分，而且认为经与络是有深有浅的。元窦默《针经指南》（1325年）说：“络有一十五，有横络三百余，有丝络一万八千，有孙络不知其纪”。明钱雷《人镜经附录》（1606年）说：“十二经生十五络，十五经络生一百八十系络，系络生一百八十缠络，缠络生三万四千孙络”，这一说法为以后医家喻嘉言等所引用。
    　元代，滑伯仁在忽泰必烈《金兰循经取穴图解》（1303年）的基础上编著成《十四经发挥》（1341年），以后谈论经络的多以此书为主要参考，如明代夏英以滑氏注解配合经脉原文编成《灵枢·经脉翼》（1497年），高武《针灸聚英》（1529年）也依照此书流注次序排列绘图。
    　明代，李时珍就奇经八脉文献进行汇集和考证，作《奇经八脉考》（1578年）。这时沈子禄标编辑《经络分野》，徐之曾为之删订，又补辑《经络枢要》，总成《经络全书》（1576年），后清代尤乘又加以重辑（1688年）。马玄台《内经注证发微》（1586年）对《灵枢·经脉》的注释，以《十四经发挥》为主要参考，其后又为张景岳《类经》（1624年）所依据。杨继洲《针灸大成》（1601年）为《针灸聚英》之后的针灸专书，内载经络穴位资料更为丰富，共载经穴359。此后，有张三锡《经络考》（1609年），翟良《经络汇编》（1628年），韦勤甫《经络笺注》（1636年）等。严振《循经考穴编》原系写本，可能也是明末的书。
    　清代，除了见于注释《内经》和针灸书中的经络内容外，经络专书较少。《医宗金鉴·刺灸心法要诀》中载有经穴歌诀，分绘经脉图和经穴图（1744年）。李学川〈针灸逢源〉一书，共载经穴361，这是对经穴的又一次总结。清代在药物归经和运用方面有所发展，严西亭等人的《得配本草》（1761年），赵观澜的《医学指归》（1848年），姚澜的《本草分经》（1888年），都将经络学说与药物结合起来，认为“何经之病，宜用何经之药”，是掌握药物性能的要领。温病学派叶天士等人注重分经辨证用药，于十二经之外更重视奇经，为经络理论在方药方面的运用作出贡献。
    　从上述可以看出，《内经》创立经络理论是以针灸、按摩、气功等疗法为基础，与疾病症候相联系；针灸、按摩，都要通过一定的穴位，因而穴位与经络的关系是最为密切的。穴位的选用主要根据病症，到了宋、金时期出现根据时间来选穴的子午流注和灵龟八法。在分经辨证的基础上，金、元时期医家还结合到用药，发展成为药物归经的理论。在明代，关于针灸经络的著述最多，清代医家对分经用药较为重视，温病学派在临床辨证和用药上都有重要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