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开始的，不仅是一个新世纪，更是一个新千年，是千年一遇的划时代转折。这一转折在改变什么，在带来什么？身处转折潮头的我们还难以看清，但转折所开辟的全新视野，使我们对中医能有更高更深的理解和探究。首先让人刮目看清的，是人类历史上的一项重大事实——中医历经5000年沧桑，像喜马拉雅山一样昂然耸立于地球东方，中医是中国的第一大科学发现和发明。

对中医的科学发现和发明的基本估价

中医有没有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如何评价？探讨和回答这个问题，不只关系到如何正确认识中医，更关系到如何正确阐明中医的科学原理，需要强调以下几点。

中医既有科学发现，又有技术发明，而且都不是单项，是成系列的，是个包含系列发现和系列发明的科学体系。首先是科学发现，独创地研究和认识了众多的医学事实和规律，总结为理论体系。其重大和典型者有，“人应于天”的医学规律、人的结构复杂性与非解剖结构、人的功能复杂性与功能态病变、证候病变系统、病因转化为病变的病机、推动机体自主调理的防治规律等。其次是技术发明，是由所发现的医学规律转化而来，是中医原理的技术化。其重大和典型者有四诊、中药、方剂、针灸等（中医的各项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将另文专论）。需要强调，中医的发现和发明是个内在统一的整体，特别是各项技术的原理都根于中医理论，把发现和发明分割开来，单方面评论技术，或孤立地评价单项技术，都易“去中医化”，既不能如实地阐明其技术原理，更不能如实地阐明科学原理与技术发明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不能从整体上来认识和评估中医的发现和发明。必须把中医作为一个整体，综合考察其发现和发明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做出整体性的基本评估。

十年前本人曾发表两文，一论和再论“中医是中国第五大发明”，实际上称中医为“第五大发明”不确切。当时作论有两个特定背景，一是批“中医是伪科学”论，首先要回答“是与非”的问题，立论的方向是强调中医的科学性，论证中医是包括系列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的学术体系。二是学界在讨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是什么”，作为参与讨论之一见，强调能称得上“第五大发明”的，首推中医。十年后的今天再来论证，需要对所提“第五大发明”做两项原则性改正。首先，把“发明”改为“发现和发明”。因为发明是指技术发明，但中医不只有技术发明，更有科学发现，中医的科学发现比技术发明更多、更重，中医是一个以科学发现为核心包括技术发明的体系。其次，把“第五”改为“第一”。提“第五”是以“四大发明”在先为基础，按照认定发明的时间先后来排序。但是，那四大发明都是单项技术，中医不是单项技术，而是系列，特别是有系列科学发现，在整体上中医的发现度、发明度、贡献度远远超过那四大发明，无疑位列第一。 

这是一项重大基本事实，但不懂和罔顾这一事实时日已久。违背这一事实而以西医标准来评判中医，百多年来造成种种谬误。20世纪中医的三项重大实践——中西医结合、中医现代化、中医走向世界，把这一事实深刻地揭示出来，中医的学术视野与西医不仅相异而且存在方向性相悖。中医的主要发现和发明，都是在西医的视野之外研究和认识的医学事实和规律，迄今只有中医独立地掌握并用于临床，与西医不可通约，因而具有首创性、独创性、原创性。

恩格斯讲：“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时代条件决定认识水平，这是一条客观规律，由此可看清中医的四种情况：一是中医学术发展的时代条件（远古至1840年），决定了中医学术的发展只能达到那种条件所能支持和允许的水平；二是1840年以来“西风烈”的时代条件，造成对中医的错解和否定；三是新世纪新千年提供的全新时代条件，让我们重新认识和揭示中医曾被掩盖和否定的科学发现和发明；四是近代工业文明在欧洲的兴起，需要也发现和发挥的只是中国的三大机械性发明，而不是中医等非工业文明所需的发明，但新世纪新千年兴起的新文明，需要也将发现和发挥中医的科学发现和发明。

中国众多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的重要性并不相同，如何排列？作为发现和发明者的中国人理应有自己的评判。遗憾的是，中华民族搞科学发现和发明5000年，向来没有自我评价和标榜宣传，更缺乏总结评价的专门研究，甚至直到20世纪中叶学界还流行荒诞的“中国无科学”论。相反，对中国的发现和发明的总结与评价是西方人首先开辟的，第一部《中国科学技术史》由英国人李约瑟主笔，于20世纪后半叶组织研究和编纂。关于中国的“三大发明”（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术），由意大利人卡丹于1550年首提，后由英国人培根于1620年、德国人马克思于1861年、英国人李约瑟于1946年进一步强调和论证。中国的“四大发明”（三大发明加造纸术）则由英国人艾约瑟首提，经李约瑟进一步论述，渐成世界共识。中国的大发明首先由外国人评价和论证，客观地显现了这些发明的重大和世界级贡献，但是，中华民族难道就没有评价的话语权么？难道只有这四大发明么？没有比这四大发明更重大的么？当然不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学者们主张发中国的声音，于2013年启动“中国古代重要科技发明创造评选”，遴选出中国古代的“重大创造发明”113项（其中属于中医的15项），提出标准和方法进行评选，于2015年公布评出的“中国古代重要科技发明创造”85项（按性质分为三类，每类内以发明时间为序排列，未评名次），“四大发明”只是其中的4项，而属于中医的有8项。华觉明总结的“中国二十四大发明”，从原创性、重要性、功效性进行评价，把中医作为一个整体，与“汉语”一起并列第一位。需要指出，这项研究意义重大，较如实地反映了中国古代技术发明的基本面貌。但是，就中医而言，该研究存在两种明显不足。一是只限于技术发明，不包括科学发现，没有如实地反映中医是以科学发现为核心包括技术发明的体系，对中医评价很不完整。二是把中医的技术发明分列为若干项，没有反映这些发明的内在统一性和技术原理根于中医理论的本质，对中医技术发明的评价不够深入和系统。只要在该研究的基础上再进一步，把中医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统一起来作整体评价，毫无疑问中医当列第一。

中医5000年创造三大奇迹

中医作为中国的第一大科学发现和发明，其成就和贡献已用铁的事实铸定，在医学史、科学技术史、人类文明史上，5000年创造了三项伟大奇迹，无可争辩地显示和证明了其“第一”性

人类文明有5个主要发源地，即古中国、古印度、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希腊，这5个文明发源地都孕育产生了自己的医学。但是，诞生于不同文明母体的多元医学，后来的发展非常不同。

古埃及早在公元前525年就被波斯帝国吞并，后又为希腊人所统治，其早期文明连同其医学过早地衰落了。古巴比伦也于公元前6世纪被波斯帝国吞并，其古代文明连同其医学也过早地中落。古印度于公元前6～4世纪先后被波斯帝国、马其顿一度占领，其后虽然继续发展了自己的文明和医学，但是到12～14世纪以后也相对落伍了。

古希腊的医学是欧洲的一个高峰，并延续到罗马时期，但后来发生了一次断裂、一次转折。断裂发生在“中世纪”（公元476～1640年）那“黑暗的一千年”，“医学真正成了神学的婢女”，形成“宗教医学”，医学神学化，学术凋敝。转折从1543年维萨里出版《人体的构造》开始，在欧洲发生医学革命，医学挣脱宗教的桎梏，用科学技术革命的新成果和还原论方法来研究和解决医学问题，重新建立崭新的“机器医学”、“生物医学”，经过400多年，发展成为今天所见的西方医学体系。在现行的西方医学体系中，不但清除了宗教神学的影响，而且也不包含古希腊医学的一个字，是16世纪以后重新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只有中国医学是个例外，从起源到今天，5000多年的发展从未中断。发展过程有起伏性和阶段性，但从未发生断裂；学术研究有突破有创新，但从无基本模式的转换；学术思想、理论观点、临床防治一脉相承地发展至今，形成一个历史与逻辑高度统一的学术体系，这在世界医学史上是个奇迹。

医学属于自然科学，自然科学的理论是对客观规律的正确反映，具有客观真理性，源于不同地域或民族的科学，对于同一规律的认识只要达到真理水平，必然会走向统一，真理是一元的。中国和欧洲是自然科学的两大主要发源地，在历史上创造了各自的辉煌，在公元后的十个多世纪，中国的科学技术在世界上长期遥遥领先。但在16世纪以后，欧洲发生科学技术革命，逐步赶上和超过中国，开始了中西科学相融合的过程。到19世纪末，中国的数学、天文学、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成就，已经与西方相关学科的成就全部融合，只剩下一个例外——医学。中医学的基本原理与西方医学至今不能融合，这是中医创造的又一奇迹。

李约瑟博士专门研究了中西科学相融合的历史进程，分别找到了各个学科欧洲赶上和超过中国的时间点（“超越点”），以及每个学科实现中西融合的时间点（“融合点”），计算出了从“超越点”到“融合点”之间的时间间隔，考证的结果如表1。

李约瑟于1967年总结称：“东西方物理学，早在耶稣会士活动时期终结时融为一体了。中国人和西方人在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方面，很容易有共同语言。在植物学和化学方面，过程就要长一些，一直要到19世纪才达到融合。而医学方面却至今还没有达到。中国医学上有很多事情，西方医学解释不了。”“我们发现，东西方的医学理论和医学实践至今还未融合。”

值得注意的是，李约瑟所考察的，是17至19世纪中西科学的自然融合过程，而20世纪以来的新实践，把这种矛盾更加深刻地显现出来。一方面，有领导有组织地开展了中西医结合研究，目的就是把中医与西医结合起来，但半个多世纪的实践却证明，中医的基本原理与西医“不可通约”。另一方面，开始了中医走向现代世界的进程，几十年的实践也证明，“中医西进”在基本原理上“无轨可接”。

从中国和西方分别起源的自然科学的各个学科的成就，几乎全部融合了，只剩下中医一个例外，至今不能与西方医学相融合，这在医学史和科学史上都是一个奇迹。

中医连续发展5000年没有中断的是什么？中医与西医不可融合的基本原理是什么？是理法方药体系。它确立于秦汉时期，两千年一脉相承地发展，至今主导临床，可靠有效，并已传至世界上16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是中医创造的又一奇迹。

中医的理法方药体系渊源久远，以秦汉时期的《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为标志而确立。它不是单项理论或单项技术，而是包括基础理论、防治法则、中药方剂、针灸推拿等相当完整的学术体系，是现有中医经典学术的主干和核心。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两千年前确立的理法方药体系之所以一直有效地主导临床防治至今，在于它如实地认识和掌握了健康与疾病的客观规律，如实地认识和掌握了有效调理病变的机制和规律。在世界各种医学中，多数学说是“短命”的，有的早夭，有的晚成，“长命”达千年以上者鲜，更无成体系者。像中医的理法方药这样，作为主导临床的基本原理的成套学术体系“两千年一贯”，真正独一无二。

中医成为第一大科学发现和发明有四个条件

中医之所以成为中国第一大发现和发明，创造三大奇迹，主要基于其他医学或学科所不具备的四个基本条件。

中医之所以有比其他学科更多、更深的发现和发明，在于所研究的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对象——人的健康与疾病，机制多，规律多，而且深刻和复杂，因而中医的发现和发明多，深度和难度大，从整体上超过其他学科的发现和发明。

作为医学研究，临床防治是最基本的实践基础，在医学实验兴起之前主要靠临床。中国历来人口众多，长期占世界人口的1/4，人多病多，有世界上最大的临床样本，为世界各国的医学望尘莫及，为中医提供了独一无二的临床研究条件。

社会政治经济的稳定和繁荣是医学发展的社会基础，在中医发展史上虽然有战乱和朝代更替，但社会的基调是统一和稳定。就连美国智囊前国务卿基辛格，也于2015年3月在北京强调，过去的1800多年中国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最有组织的一个国家。中国的这种社会环境既保障了中医所掌握的特大临床样本长期稳定，也支持中医以其为基础连续不断地研究了几千年，这在世界上也独一无二。

中医由中国思想文化母体孕育而生，周易、道家、儒家等的思想系统地融入中医，遵循其思想和方法对人的健康与疾病进行中国式的研究，形成中医特有的学术视野。它原则性地区别于西方医学遵循西方思想文化所形成的学术视野，在认识的深度、广度、高度上都超出了西方医学和科学，特别是对人的健康与疾病的复杂性的认识达到了第一的程度。

总之，中医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不仅铸定于历史，更贡献给现在和未来。中医的发现和发明远在西医视野之外，代表着医学发展的另一方向；中医的发现和发明集中于健康与疾病的深层复杂机制和规律，正是新世纪新千年医学突破的新方向；从这些发现和发明进行新的开拓，可开辟中医创新发展的新纪元，引领医学的新革命。随着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中医将迎来第六个辉煌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