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扁鹊

扁鹊，其真实姓名是秦越人，又号卢医。据人考证，约生于周威烈王十九年（公元前四O七年），卒于赧王五年（公元前三一O年）。他为什么被称为“扁鹊”呢？这是他的绰号。绰号的由来可能与《禽经》中“灵鹊兆喜”的说法有关。因为医生治病救人，走到哪里，就为那里带去安康，如同翩翩飞翔的喜鹊，飞到哪里，就给那里带来喜讯。因此，古人习惯把那些医术高明的医生称为扁鹊。秦越人在长期医疗实践中，刻苦钻研，努力总结前人的经验，大胆创新，成为一个学识渊博，医术高明的医生。他走南闯北，真心实意地为人民解除疾病的痛苦，获得人民普遍的崇敬和欢迎。于是，人们也尊敬地把他称为扁鹊。扁鹊善于运用四诊，尤其是脉诊和望诊来诊断疾病。《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记述了与他有关的两个医案：一个是用脉诊的方法诊断赵子简的病，一个是用望诊的方法诊断齐桓侯的病。

有一次，他到了晋国（今山西、河北、河南一带），正碰到了晋国卿相赵简子由于“专国事”，用脑过度，突然昏倒，已五天不省人事了。大夫（官名）们十分害怕，急忙召扁鹊诊治。扁鹊按了脉，从房里出来。有人尾随着探问病情，显得很焦急。扁鹊沉静地对他说：“病人的脉搏照常跳动，你不必大惊小怪！不出三日，他就会康复的。”果然过了两天半，赵简子就醒过来了。准确地用切脉诊病是扁鹊的首创。著名历史学家司马迁高度赞扬说：“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近代历史学家范文澜也说：扁鹊“是切脉治病的创始人”。

二、张仲景

张仲景，名机，据传当过长沙太守，所以有张长沙之称。南阳郡涅阳（今河南省南阳县）人，约生于东汉和平元年（公元一五O年），卒于建安二十四年（公元二一九年），活了七十岁左右。

他自小好学深思，“博通群书，潜乐道术。”当他十岁时，就已读了许多书，特别是有关医学的书。他的同乡何颙赏识他的才智和特长，曾经对他说：“君用思精而韵不高，后将为良医”（《何颙别传》）。后来，张仲景果真成了良医，被人称为“医中之圣，方中之祖。”这固然和他“用思精”有关，但主要是他热爱医药专业，善于“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的结果。

三、华佗

华佗，字元化，又名敷，约生于公元2世纪初，死于建安十三年（208）以前，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他是东汉杰出的医学家，尤其擅长外科麻醉手术。华佗年轻时曾游学徐州，“兼通数经，晓养性之术”，但多次谢绝朝廷命他做官司的征召。他长期坚持在民间行医，走遍了包括安徽、山东、江苏、河南等省的许多地方，深为百姓敬仰和爱戴。晚年华佗被曹操征召到许昌，为其治疗头风病。由于华佗不愿作为曹操的侍医，便托故告假归家，并数次拒绝重返许昌，终为曹操所杀害。华佗临死前，曾将所著医籍交狱吏收藏，但“吏畏法不敢受”。华佗无奈，只得“索火烧之”。因此，华佗的著作未曾得以流传。现存《中藏经》一书，传说为华佗所作。并有自称为华佗外甥的邓处中为该书作序，说此书是从华佗寝室遗藏中获得。经考证，并非华佗手笔。至于《华佗神医秘传》和《华佗神方》均系伪作。华佗弟子吴普著有《吴普本草》；李当之著有《李当之药录》；樊阿喜针灸。这三个弟子均成为有名望的医家。

华佗在公元 2世纪发明麻醉剂——“麻沸散”，是世界医学史上一个伟大的创举。他用“麻沸散”做全身麻醉，进行开腹手术。据《后汉书?华佗传》记载：“若疾发结于内，针药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无所觉，因刳破腹背，抽割积聚。若在肠胃，则断截湔洗，除去疾秽，既可缝合，傅以神膏，四五日创愈，一月间皆平复。”他是世界上第一个用全身麻醉做手术的人，比西方发明麻药早1600多年。

华佗主张运动以治疗疾病。据《三国志》记载，华佗曾对他的弟子吴普说：“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耳。动摇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犹户枢之不朽也。是以古之仙者为导引之事，熊经鸱顾，引挽腰体，动诸关节，以求难老。吾有一术，名五禽之戏，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鸟。亦以除疾，并利蹄足，以当导引。”他坚持体操运动是强身之本，认识到运动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加快新陈代谢，并用自己创造的五禽戏治病：“体中不快，起作一禽之戏，沾濡汗出，因上着粉，身体轻松便，腹中欲食。”

四、皇甫谧

皇甫谧出生于公元215年，东汉时安定朝那（今甘肃灵台）一个贫苦的农舍中。初取名静，后改谧，字士安。年轻时拜乡里着名的学者席坦为师，数年以后，他已成为一个远近闻名的学者。他认为，不求名利才会无损于生命；不追求富贵，才能获得深厚的道行。因此，尽管郡守曾请他出仕，举荐他为孝廉，相国也征召他去做官，他都拒绝了。他甘心一生玩味经典册籍，为将知识传播他人而着书立说，为後世立言。他40岁时，不幸得了风症，半身麻木，右腿肌肉萎缩，服寒食散又药物中毒，身发热，寒冬时尚须袒露身服食冰雪，夏天则更烦闷不堪，并伴有咳嗽、喘、浮肿和四肢酸重，时刻处于病危之中。疾病的折磨考验了他的意志，求生的欲望又促使他研读医学典籍，而针灸治疗风症的效果使他更对针灸学感兴趣，于是他广泛研读针灸文献，终于成了一位针灸大家。

当时医学经典著作颇多，但经络胞穴并不统一。于是他把当时风行的《黄帝针经》、《素问》及《明堂孔穴针灸治要》叁部书进行了比较研究“使事类相从，删其浮词，除其重，论其精要”，著成《黄帝部针灸甲乙经》10卷，。又称《针灸甲乙经》，简称《甲乙经》，约完成于公元259年。南北朝时改为12卷本。原书以天干编次，主论医学理论和针灸之法，故以《针灸甲乙经》命名。《针灸甲乙经》是现存最早而较完整的针灸学着作。前部分阐明脏腑、经络、脑穴、诊法病；后部分论述各病证及针灸法。它是中国晋代以前针灸学成就的总结性文献。

五、孙思邈

孙思邈，(公元581-682年)，自号孙真人，京兆华原(今陕西省耀县孙家塬)人，是隋、唐两代大医学家。

孙氏自幼聪颖，喜好读书，勤学苦练，20岁精诸子百家学说，善言老庄，又好释典，兼通阴阳，推及医药。隋、唐两代皇帝都召他做官，他却无心仕途，晚年从事医学著述，是文史医药全面均展、多才多艺的杰出人物，尤以医学为最。孙思邈是因病治医，勤奋成家的。他不但学识渊博，而且品德高尚。他的高尚医德，是大医精诚与高超医术两相结合的医德规范。他在学术界也树立了崇高的榜样，一直熏陶着代代医家。

孙思邈把医为仁术的精神具体化。他在其所著的《大医精诚》一书中写道：“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研茧，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借身命。见彼苦恼，若已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恶，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夫大医之体……又到病家，纵绮罗满目，勿左右顾眄；丝竹凑耳，无得似有所娱；珍羞迭荐，食如无味；酝禄兼陈，看有若无。夫为医之法，不得多语调笑，谈谑喧哗，道说是非，议论人物，炫耀声名，訾毁诸医，自矜己德，偶然治瘥一病，则昂头戴面，而有自许之貌，谓天下无双，此医人之膏盲也。”上述的寥寥片语，已将孙思邈的高尚医德情操，展示在人们面前。

孙氏认为“人命至重，有贵干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故将他自己的两部著作均冠以“千金”二宇，名《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这两部书的成就在于：首先对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有很深的研究，为后世研究《伤寒杂病论》提供了可靠的门径，尤其对广义伤寒增加了更具体的内容。他创立了从方、证、治三方面研究《伤寒杂病论》的方法，开后世以方类证的先河。

《千金要方》是我国最早的医学百科全书，从基础理论到临床各科，理、法、方、药齐备。一类是典籍资料，一类是民间单方验方。广泛吸收各方面之长，雅俗共赏，缓急相宜，时至今日。很多内容仍起着指导作用，有极高的学术价值，确实是价值千金的中医瑰宝。

《千金要方》是对方剂学发展的巨大贡献。书中收集了从张仲景时代直至孙思邈的临床经验，历数百年的方剂成就，在阅读仲景书方后，再读《千金方》，真能大开眼界，拓宽思路，特别是源流各异的方剂用药，显示出孙思邈的博极医源和精湛医技。后人称《千金方》为方书之祖。《千金要方》在食疗、养生、养老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孙氏能寿逾百岁高龄，就是他在积极倡导这些方面的理论与其自身实践相结合的效果。孙思邈的辉煌成就，生前就受到了人们的崇敬。人称"药王"，"真人"，隋、唐两代都很器重他，知名人士亦多对他以礼事之。他去世后，人们在其故居的鉴山畔，虞诚奉祀。乔世宁序中云：“鉴山香火，于关中为盛，虽华岳吴镇弗逮焉。”孙思邈在日本也享有盛誉，尤其是日本名医丹波康赖和小岛尚质等对他十分崇拜。

六、葛洪

葛洪(公元284-354)，字稚川，自号抱朴子，晋代丹阳郡(今江苏省)人。祖父葛系，曾当过叁国时东吴的“大鸿胪”。父亲葛悌，当过西晋时邵陵(今属湖南)太守。葛洪13岁时，父亲不幸去世，当时又逢“八王之乱”，葛洪的家很快败落下去。葛洪从小爱好读书，刻苦求学。因家贫无钱买书只好向人家借书阅读，用木炭在地上练习写字。

在葛洪年轻的时候，曾应吴兴太守顾秘之邀，到他率领的部队里担任将兵都尉，征讨当时的石冰起义。后来石冰兵败，顾秘邀赏，葛洪却辞官独自跑到洛阳，去搜求异书以增广自己的学问。後应故交广州刺史嵇含之约赴广州，认识了南海太守鲍玄。鲍玄通养生术和医药学，他器重葛洪的才华，不但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葛洪，还把自己的学问也传授给了葛洪。还把自己的学问也传授给了葛洪。

葛洪的兴趣在炼丹和医药这两方面。当他年老的时候，听说交趾 (今越南)出产丹砂，这是炼丹的主要原料，于是向朝廷请求到靠近该地的勾漏县(今属广西)去当县令。皇帝认为葛洪资望很高，而县令的职位太小，没有同意。葛洪一再请求说，并非以当大官为荣，而是因为那里有丹砂的缘故，终於得到了皇帝的批准。但他路过广州东面的罗浮山时，见其景色秀丽，主峰飞云顶多瀑布、泉水，便停留於此，炼丹、行医、着述，直到逝世。至今罗浮山这一道教“第七洞天”仍有“葛洪炼丹处”遗迹。

葛洪着有《金匮药方》100卷，因其卷帙浩繁，不便携带，便摘其要者写成《肘后备急方》4卷。“肘后”是指该书篇幅很小，可以挂在胳膊上随身携带，相当于现代所说的“袖珍本”。“备急”就是应急的意思，用现代话说，就是一本“急症手册”。这部书里的治病药方，都是民间的草药，又便宜，又方便，深受老百姓的欢迎。《肘后备急方》中的急症，大多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急性传染病，古时人们叫它为“天行”，认为是上天降下的灾祸，是鬼神作怪。葛洪却认为，急病不是鬼神引起的，而是中了外界的病。这见解在当时已算是破除迷信的了。在世界医学史上，葛洪第一次记载了天花这传染病。他在《肘后备急方》中写道：有一年发生了一奇怪的流行病，病人浑身上下长出一个个的病疮，起初是小红点，不久就变成白色的脓疮，不断溃烂，一碰就破，伴以发高烧、说胡话，十个有九个治不好。就算侥幸治好的，皮肤上也会留下一个个小搬痕，起初发黑，一年后才逐渐消失。这病就是天花，记载十分准和详细，比西方医学界认为最早记载天花的阿拉伯医学家雷撤斯要早五百多年。

葛洪还记载了一叫做“沙虱毒”的传染病。他观察到广东罗浮山一带的深山草地里有这比小米粒还小的沙虱虫，它螫人吸血时便把沙虱毒带入人，引起发热。起初身上还会出现皮疹。现在知道，沙虱就是恙虫的幼。葛洪关于恙虫病的记载，比美国医生帕姆在1878年的记载要早千五百多年。《肘后备急方》中还有关于一名叫“尸注”传染病的记载。这互相传染的疾病，使患者搞不清楚自己到底哪里不舒服，只是觉得怕冷发烧精神恍惚浑身乏力一天天消瘦下去，此病时间长了就会使人丧命，而且“死後复传之旁人，乃至。觉知此候者，便宜急治之。”这是中国对结核病的最早记载。葛洪还记载了一种犬(疯狗)咬人引起的病症，即现在所称的狂犬病。他提出打死疯狗，取出其脑浆敷在病人伤口上的治疗方法，初步现了近代免疫学的思想。此外，葛洪在他的炼丹术着作《抱朴子》中还记载了用雄黄治毒蛇咬伤，用密陀僧（氧化铅）防腐，用铜青（碳酸铜）治疗皮肤病，用艾叶消毒驱虫等方法，以及“吐故纳新者，因以长”的功疗法。

七、钱乙

钱乙（约1032－1113），字仲阳，山东郓州（今山东省东平）人，北宋著名儿科学家。

他的父亲钱颢，擅长针灸，但嗜酒喜游。钱乙3岁时，他的父亲东游海上，竟然一去不返，母亲又早亡，于是便成了孤儿。后来钱乙跟随姑父吕氏学医，勤奋刻苦，精通经典，博览诸家，尤其对最早的一部儿科专著《颅囟经》更为推崇，并以此做为指导，精专儿科，闻名遐迩。宋神宗元丰年间，钱乙去汴梁（今开封）行医，誉满京城，因为治好了长公主和皇子仪国公的疑难病症而得到皇帝的赏识。钱乙医德医风高尚，不矜持己名，诋毁他医，因而受到众医及病人的爱戴和信任。此后，上至皇戚贵族，下至平民百姓，都愿到他那里看病。钱乙不分长幼妍媸、贫富贵贱，一视同仁，皆认真诊治，授之于药，均满意致谢而归。钱乙的一生，在治学上最突出的地方，就是“专一为业，垂四十年”。

业医者知道，古代医家称小儿科做哑科，认为治小儿病最难。因为小儿脉微难见，诊察时又多惊啼，靠脉诊难以辨证，这是一；小儿骨气未成，形声未正，悲啼喜笑，变态无常，靠望诊了解病情也有困难，这是二；小儿不能言语，言语亦未足取信，凭问诊了解病情更难这是三；小儿脏腑柔弱，易虚易实，易寒易热，用药稍有不当，就足使病情复杂化，这是四。因此，钱乙在行医过程中，也深感到小儿病难治。他说：“脉难以消息求，证不可言语取者，襁褓之婴，孩提之童，尤甚焉。”为了攻克这道难关，他花了将近四十年时间。欲话说：“功夫不负有心人”。他果然功成业就，为我国小儿科医学专业发展奠定了坚定的基础。”

钱乙自幼就“从吕君问医”，精勤好学，认真钻研《内经》、《伤寒论》、《神农本草经》等。特别是《神农本草经》，他“辨正阙误”，所下功夫很深。有人拿了不同的药请教他，他总是从“出生本末”到“物色名貌”的差别，详详细细地解答。事后一查本草书，果然“皆合”。此外，他把古今有关儿科资料一一采辑，加以研究。在钱乙之前，有关治小儿病的资料不多。据《史记》所载，扁鹊曾为小儿医，东汉卫汛著有《颅囟经》，惜已失传。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孙思邈的《千金方》，也有关于儿科病的记载。到宋初，有人托名古代师巫撰《颅囟经》二卷，谈到了小儿脉法，病证诊断和惊痫、疳痢、火丹（即丹毒）、杂证等的治疗方法。钱乙对这部书反复研究，深有启发，并用于临床，收到疗效。钱乙还借助于《颅囟经》的“小儿纯阳”之说的启示，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在张仲景总结的辨证施治的基础上，摸索出一套适应小儿用的“五脏辨证”法。因此，阎季忠对他“治小儿该括古今，又多自得”。

钱乙学习时，“不名一师”，善于化裁古方，创制新方。如他的六味地黄丸。由熟地黄、山药、山茱萸、茯苓、泽泻、丹皮组成，原是张仲景《金匮要略》所载的崔氏八味丸，即八味肾气丸（干地黄、山茱萸、薯蓣、泽泻、丹皮、茯苓、桂枝、附子）的加减化裁，作六味地黄丸，用来当作幼科补剂。这对后世倡导养阴者起了一定的启发作用。如金元四大家之一李东垣的益阴肾气丸，朱丹溪的大补阴丸（《丹溪心法》方。由黄柏、知母、熟地黄、龟板、独脊髓组成），都是由此方脱化而来。因此，有人认为钱乙是开辟滋阴派的先驱。此外，钱乙还创制了许多有效的方剂，如痘疹初起的升麻葛根汤，治小儿心热的导赤散，由生地黄、甘草、木通组成，治小儿肺盛气急喘嗽的泻白散，即泻肺散，由桑白皮、地骨皮、生甘草组成，治肝肾阴虚、目鸣、囟门不合的地黄丸，治脾胃虚寒、消化不良的异功散，治肺寒咳嗽的百部丸，直到治疗寄生虫病的安虫散，使君子丸等等，迄今还是临床常用的名方。

钱乙在实践中认识到，小儿的生理特点：“脏腑柔弱”、“五脏六腑，成而未全，全而未壮”。其病理特征：“易虚易产，易寒易热”。所以，要攻克小儿病这道难关，必须对小儿的生理、病理有个正确而全面的认识。他根据多年的临床实践，逐步摸索一整套诊治方法。在诊断上，他主张从面部和眼部诊察小儿的五脏疾病，如左腮赤者为肝热，右腮为肺，目内无光者为肾虚，等等。在处方用药方面，力戒妄攻、误下与峻补，主张“柔润”的原则。

八、朱震亨

金元四大家中，朱震亨所出最晚。他先习儒学，后改医道，在研习《素问》、《难经》等经典著作的基础上，访求名医，受业于刘完素的再传第子罗知悌，成为融诸家之长为一体的一代名医。朱震亨以为三家所论，于泻火、攻邪、补中益气诸法之外，尚嫌未备滋阴大法。力倡“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说，申明人体阴气、元精之重要，故被后世称为“滋阴派”的创始人。临证治疗，效如桴鼓，多有服药即愈不必复诊之例，故时人誉之为“朱一贴”。弟子众多，方书广传，是元代最著名的医学家。

朱震亨，字彦修（1281──1358年），享年78岁。因他出生的赤岸镇有一条溪流名叫丹溪，所以学者多尊称朱震亨为“丹溪翁”或“丹溪先生”。朱震亨自幼聪明，年长者对他都很器重，但他年稍长后却弃而不学，变得崇尚侠气，争强好胜，若乡中望族仗势欺侮，“必风怒电激求直于有司，上下摇手相戒，莫或轻犯”。他36岁时，闻有朱熹四传弟子许谦居于东阳八华山中，“学者翕然从之，寻开门讲学，远而幽、冀、齐、鲁，近而荆、扬、吴、越，皆不惮百舍来受业。及门之士，著录者千余人”。不禁叹道：“丈夫所学，不务闻道，而唯侠是尚，不亦惑乎？”于是抠衣往事，就学于许公门下。听其所讲“天命人心之秘，内胜外王之微”，方悔恨昔日之“沉冥颠沛”，不由汗如雨下。自此茅塞顿开，日有所悟。如此数年之后，学业渐成，一日地方官设宴招待应举之士，朱震亨应试书经，但偶遇算命先生，先后两卦均言不利。朱震亨竟以为天命，遂绝仕进之念，以为“苟推一家之政，以达于乡党州闾，宁非仕乎？”于是乃就祖宗所建“适意亭”遗址上，造祠堂若干间，于其中“考诸子家礼而损益其仪文”。又在祠堂之南复建“适意亭”，使同族子弟就学其中。

朱震亨常为百姓挺身向前，凡遇“苛敛之至，先生即以身前，辞气恳款，上官多听，为之损裁”。此外，他还积极组织大家一起兴修水利，为民谋福。当地有个“蜀墅塘，周围凡三千六百步”，能灌溉农田六千多亩，但因堤坏水竭，屡致旱灾。在朱震亨的带领下，大家协力修筑堤防，并开凿了三条渠道，根据水量而舒洩之，使百姓均得受益。

导致朱震亨从儒转医，有几方面的原因。首先是他素怀惠民之心，“吾既穷而在下，泽不能致运。其可远者，非医将安务乎？”另一方面，在他30多岁时，母亲有疾，诸医束手，亦使其有志于医。遂取古代经典医籍细细观之，三年而有所得。又过了两载，竟然自己处方抓药，治愈了老母的旧疾。又因其师许谦本不以名利为务，教授学生“随其材分”而定，“咸有所得”。又说：“吾卧病久，非精于医者不能以起之。子聪明异常人，其肯游艺于医乎？”此言正中朱震亨下怀，于是尽焚以往所习举子业，一心致力于医。当时盛行陈师文、裴宗元在宋大观年间制定的《合剂局方》（共297方）。朱氏昼夜研习，知其不足所在，但乡间无良师可从，于是治装出游，访求名师，“但闻某处有某治医，便往拜而问之”。他渡过浙江，走吴中、出宛陵、抵南徐、达建业。后又到定城，始得刘完素的《原病式》和李东恒方稿。但始终未遇到理想的老师。直到泰定二年（1325年），才在武林听说有名罗知悌者，为“宋理宗朝寺人，业精于医，得尽刘完素之再传，而旁通张从正、李杲二家之说”，但性格狭隘，自恃医技高明，很难接近。朱震亨几次往返登门拜谒，均未得亲见，趑趄三月之余。但他心诚意真，求之愈甚，每日拱手立于门前，置风雨于不顾。有人对罗先生祥加介绍朱震亨的为人与名声后，始获相见。谁知却一见如故。罗知悌对朱震亨说：学医之要，必本于《素问》、《难经》，而湿热相火为病最多，人罕有知其秘者。兼之长沙之书，祥于外感；东恒之书，重在内伤，必两尽之，治疾方无所憾。区区陈、裴之学，泥之必杀人。闻此，朱氏向日之疑尽皆冰释。罗先生时已年过古稀，卧于床上，并不亲自诊视，只是让弟子察脉观色，但听回禀便处方药。随其学习一年之余后，朱震亨医技大进，尽得诸家学说之妙旨。回到家乡，乡间诸医“始皆大惊”，不知他在外边学了多大本事，但看其处方用药，又嘲笑不已，以为不伦不类。但朱震亨正是用这种被众医斥之为离经叛道的方法治愈了许谦的痼疾。四方求治者、求学者盈门不绝。朱震亨总是有求必应，不避风雨，致使贴身仆人均难受其苦，怨声不绝。朱震亨晚年整理自己的行医经验与心得，写成许多著作。临终前没有其他嘱咐，只将随他学医的侄儿叫到面前诲之曰：“医学亦难矣，汝谨识之。”言讫，端坐而逝。

朱震亨的坟墓在赤岸镇东行四公里的东朱村，面对八面青山。其坟曾几经修葺，至今香火不绝，表达了后人的深切怀念。

九、李时珍

李时珍（？—786）明代杰出医药学家，字东璧，号濒湖，蕲州（今湖北蕲县）人。世业医，继承家学，更着重研究药物，重视临床实践主张革新。在群众协助下，经常上山采药深入民间，向农民、渔民、樵夫、药农、铃医请教，同时参考历代医药及有关书籍八百余种，对药物加以鉴别和考证，纠正了古代本草书籍中药名、品种、产地等某些错误，并收集和整理宋、元以来民间发现的很多药物，充实了内容，经二十七年艰苦劳动，著成《本草纲目》，收录原有诸家《本草》一千五百十八种，新增药物三百七十四种。总结了十六世纪以前我国劳动人民丰富的药物经验，对后世药物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是我国医药学的一份宝贵遗产。他还著有《濒湖脉学》、《奇经八脉考》，流传于世。另有《五脏图论》、《三焦客难》、《命门考》等，已佚，失传。

十、叶天士

叶天士（1667－1746），名桂，号香岩，别号南阳先生，江苏吴县人，清代杰出的医学家，为温病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叶天士生于医学世家，祖父叶时、父叶朝采都是精通医术，尤其以儿科闻名。叶桂12岁开始从父学医，14岁时，他父亲死了，于是抱着失去亲人的痛苦，再他父亲的门人朱某为老师，专学医术。叶天士聪慧过人，悟超象外，一点即通；尤其虚心好学，凡听到某位医生有专长，就向他行弟子礼拜其为师，十年之内，换了十七个老师，并且他能融会贯通，因此医术突飞猛进，名声大震。尚书沈德潜曾为他立传，说：“以是名著朝野，即下至贩夫竖子，运至邻省外服，无不知有叶天士先生，由其实至而名归也。”（《沈归愚文集?叶香岩传》）叶氏不仅精通医术，而且治学讲求宏搜博览，学究天人，精细严谨，使医术与学术相得益彰，他认为“学问无穷，读书不可轻量也。”故虽享有盛名，但却手不释卷，广采众长。嵇璜“序”曾说：“先生之名益高，从游者益众，先生固无日不读书也。”其为人“内外修备、交朋忠信……以患难相告者，倾囊助之，无所顾藉”。他为医却不喜欢以医自名，临终前对他的儿了说：“医可为而不可为，必天资敏悟，又读万卷书而后可借术济世。不然，鲜有不杀人者，是以药饵为刃也。吾死，子孙慎勿轻言医。”

叶氏一生忙于诊事，在世没有亲笔著述。现传有《临证指南医案》十卷，后附《幼科心法》及《温热论治》各一卷；《叶天士医案存真》三卷。据载都是他的门人和后代整理记录的。其中《温热论治》是叶氏口传心授经验心得，为临床经验的结晶，是温病学说中一部非常重要珍贵的文献。全篇主要论述温病感受途径、传变规律、治疗大法和卫气营血辨证作为温病诊治纲领以及舌、齿、斑疹等的辨析方法及其诊断意义，并论妇人胎前产后、经水适来适断之际所患温病的证候和治疗。据传是他的门人顾景文随叶氏舟游洞庭湖时，将其口授之说记录而成。《临证指南医案》则是无锡华岫云收集叶氏晚年医案，加以分类编辑而成。分疾病八十九门，每门由其门人撰附论治一篇，门后附徐灵胎评议。卷一至卷八记载内科之杂证、时证案；卷九为妇科；卷十为儿科；书末附所用方剂索引。《幼科心法》相传为叶桂手定后，章楠改题为《三时伏气外感篇》，主要论述儿科诸病的辨证论治，尤其阐发了春时、夏令伏气外感和秋燥之证治。《叶天士医案存真》是叶氏曾孙叶万青，取家藏方案编成，卷一以杂病为主；卷二以温热病案为多；卷三为运用仲景方验案。另有门人周仲开抄录而成的《未刻本叶氏医案》等。另外，托名叶氏的医案和著述颇多，可考的有《景岳发挥》、《叶氏医衡》、《医效秘传》、《本事方释义》、《女科症治》等等。

叶天士在中国医学发展史上，是一位贡献非常卓越的医学家，他创立的温病卫气营血辨证论治纲领，为温病学说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对杂病提出的许多新见和治法方药，至今在临床上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实用价值。

在明清以前，论治外感热病皆宗伤寒，自吴又可出始将伤寒与温疫明确鉴别开，可惜他把温疫与广义的温病等同认识，混为一谈，因此他对温病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只起先导作用。叶氏则首次阐述了温病发生发展规律。他明确提出“温邪”是导致温病的主因，突破了传统的“伏寒化温”的认识范围，彻底摆脱了热病皆伤寒的束缚，这就从根本上划清了温病与伤寒的界限。叶氏接受吴又可邪从口鼻而入的观点，概括新感温病的受邪途径是“温邪上受，首先犯肺”，其传变规律为邪如不外解，可由肺卫顺传阳明或逆传心包，这与伤寒之邪按六经传变不同。特别是“逆传心包”理论，是对温病传变规律认识的一大创见，亦是对《伤寒论》六经传变理论的一大突破，如叶氏认为神昏谵语不单单是按《伤寒论》所说由燥屎所致，更重要的是因“邪入心包”，故立法以清营清宫为主，选“三宝”和犀角、金汁、竹叶之类。因此其意义不仅仅在于是理论上的重大突破，更重要是为温病危重急症的治疗独辟蹊径，拯救了众多垂危病人的生命。叶氏在对温病整体认识基础上，创立了卫气营血辨证论治理论体系，他指出温病的病理变化主要是卫气营血的病机变化。其各自证候表现为：邪在卫分则见发热、微恶风寒、无汗或少汗、头痛、咳嗽、口渴、脉浮数等肺卫证；邪在气分则见身热、汗自出、不恶寒、反恶热、口渴欲饮、苔黄燥、脉滑数等里热证；邪入营分则见烦躁不安，夜甚不寐、斑疹隐现、舌质红绛等热损营阴和心神被扰证；邪在血分则见身热、吐血、衄血、便血、斑疹透露、舌质深绛等热盛动血证。提出“卫之后方言气，营之后方言血”的传变顺序规律，并据此确立了“在卫汗之可也”，治宜辛凉透解；“到气才可清气”，治宜辛寒清气；“入营犹可透热转气”，治宜清营泄热，药用“犀角、玄参、羚羊角等物”；“入血就恐耗血动血，直须凉血散血”，治宜凉血活血、清热解毒，药用“生地、丹皮、阿胶、赤芍等物”的温病治疗大法。可见，叶氏的卫气营血理论，与仲景以营卫解释风寒表证病机，并作为调和营卫辛温解表的立法依据，用气血来解释部分病证的病位、病机的意义很不相同，与《内经》只提出卫气营血的概念、功能，更是理论上质的飞跃。

叶氏在创立卫气营血辨证体系的同时，还丰富和完善了辨舌验齿、辨斑疹白PEI的温病诊断方法；补充了东垣脾胃论详于脾而略于胃的不足；他对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五官、护理等方面创见也颇多、贡献很大；他还十分善于运用古方，如程门雪说“天士用方，遍采诸家之长，不偏不依，而于仲师圣法，用之尤熟。”他的许多治法药剂，经吴鞠通整理成为广传后世的效验名方。

叶氏生平虽无亲笔著述，但其临证医案，辞简理明、“无一字虚伪，乃能徵信于后人。”在医学教育方面，叶氏培育成不少能济世活人的名医，他的诸多反映其独到经验和深邃医理的名言，对后学仍有很大的启迪意义。叶氏以其“立德、立功、立言”的为医最高境界，而深受广大医家景仰，他的学说，在二百多年的不断发展中，形成一个重要而有特色的医学流派——“叶派”，在近代医学史上闪烁着灿烂的光彩。百余年间，私淑叶氏者很多，最著名的有吴塘、章楠、王士雄等。叶天士的儿子叶奕章、叶龙章都善医，但被父亲的名声所掩盖；他的孙子叶堂、叶坚，曾孙叶万青等3人则转习儒业。叶氏的学术不能很好地传给自己的子孙后代，但却广泛地流传在人间。

当然，叶氏同历史上所有的伟大医学家一样，难免有其不足。如叶氏所题“踏雪斋”以与薛生白题“扫叶庄”的门匾相诋，则难避同行相嫉，门户之争之嫌；叶氏虽学验巨丰，但受他“不欲以医传世”的思想影响，生平除部分医案和简短的口述温病学说外，无亲笔著作，致使其许多的学术思想精华和临床经验失传，而有些传世的学术论点又零散残存在有限的医案中，缺少完整性理论论述；另有些学术论点又存在前后矛盾之处等。但是小疵不掩其大醇，叶氏作为一位中国医学发展史上的伟大温病学家，作为精通内科、儿科及妇科、外科、五官科的医学大师，以其卓越的医学思想、高超的医技和丰富的临床经验而流芳百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