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之死，据说是个千古之谜。这谜，也据说就谜在那个“莫须有”三字上。这三个字，人们解了近千年，也不过是“不须有”或“也许有”，到底是什么，还是没人拿得准。今天的人拿不准还没什么，有得是时间，接着拿。可如果当年也这样拿不准，那可不行。岳飞什么人？头上顶着的可是太尉、少保、武昌开国侯的荣封，实领着湖北、京西宣抚使，兼领过河南、河北诸路招讨使，战功卓著，死前的头衔还是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属于宰相级别，相当于今天的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或国防部副部长或参谋总长。慢说宋太祖赵匡胤在登上帝位时曾有过禁杀大臣和上书言事者的誓约，并及南宋初年那样动荡的局面，就算是在和平时期，在任何一个朝代杀这么个人，没有过硬的理由，谁敢？可人家秦桧不仅敢，而且面对韩世忠的质问，冷脸回了这么三个字。

这个回答无论是解成强硬，还是心虚，都会使人得出杀岳飞是“毫无理由”的结论。事实上，这种解释本身就产生在这个结论上。在这个基础上，再追问下去，秦桧为什么要这样做？推论自然就是秦桧要卖国，不除掉岳飞这个主战者就卖不成。而秦桧卖国的证据就是坚持议和。这几乎已经成了千古定论。然而，只要我们能多少了解一些南宋初年的国情，就会发现这个定论起码在两点上难以成立：

首先，岳飞并不是当时唯一的主战将领，与张浚、韩世忠、刘光世、张俊等老一代抗战将领们比起来，岳飞只能算是晚辈之中的后起之秀。就算在后起中，一直坚持在陕西抗金前线的著名将领吴玠、吴璘兄弟及刘锜、扬沂中等将领，身份虽比岳飞差一些，但抗战的坚决性及与主和派的矛盾激化程度，决不比岳飞差。

在高宗十四年（绍兴十年）的那次著名的宋金大战中，最先对秦桧抗命不退的并不是岳飞，而是刘锜；最先以少胜多，数次在顺昌（今河南阜阳）保卫战中仅以两万人马挫败金兀术十二万大军进功锋芒的，也是人家刘锜。如果没有刘锜等战将的拼死坚守及再三的出奇制胜，从而坚定了大本营派四路大军渡江反击，并争取到极为宝贵的时间的话，岳飞等人能否顺利渡江，能否一举打到朱仙镇，那还真是个未知数。而刘锜、扬沂中与岳飞一样，均有武将最高的“太尉”头衔，吴玠则与岳飞同享“开府仪同三司”的待遇，都是当时后起中资历比岳飞老，而身份仅次于岳飞的名将。所以，杀掉一个岳飞，根本不可能达到为所欲为的卖国目的。

其次，坚持议和的并不是秦桧，而是宋高宗。这在他三十年（绍兴二十六年）下达的诏书中讲得非常明白：“讲和之策，断自朕志。桧但能赞朕而已，岂以其存亡而渝定议耶？……”若说卖国，别人卖了或许能换些富贵，你说这皇帝卖了国能换到什么？即使秦桧，当时已身居相位，荣宠有加，卖了南宋，大金难道还能让他做皇帝？要这样的话，这卖与不卖对大金来说，还有什么意义呢？如还是做宰相，这卖与不卖对秦桧来说，还有什么意义呢？

传统的看法，高宗赵构在他的父兄徽宗、钦宗被金人俘往金国后，重组政权时的国策，除了组织北伐，救回父兄，恢复国土，雪洗国耻外，似乎也没别的事可干，或不该干别的事。这不仅是今人的看法，也确是当时一般人的看法。李纲反对迁都，宗泽三呼过河，反映的就是这种忿激的情绪。

虽然宗泽把屡遭战火毁坏的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修复得铁桶一般，可高宗不仅不敢回去，连南京（今河南商丘）也不敢呆，直退到长江边上的扬州，才稍感踏实。是高宗畏敌如虎吗？未必。起码史籍中的赵构不是胆小鬼。

靖康元年，兵临城下，金人要一亲王至军中谈判，赵构请行，与张邦昌亲赴敌营，被留十余日，意气自若。会宋军偷袭金营失利，敌帅恼怒责叱，张邦昌吓得哭爹叫娘，鼻涕一把泪一把，人家赵构却神色超然，毫不为动，直把个敌酋佩服得不行。可见这个赵构不仅极有胆识，也极有城府。他所以远离二京，不是不相信宗泽的能力，而是不相信大宋的军力。

即如在东京陷落前，黄河南岸尚有大宋步军十二万，骑兵一万，金人本不敢轻易渡河。但他们知道宋军的实力是不能以人数多寡来计算的，所以就虚张声势的隔岸打了一夜鼓，天亮就不见了一个宋军。与此同时，宗泽却在黄河北岸的磁州（今河北磁县）与金人十三战十三胜，只是这局部的胜利，却没有办法挡住北宋的灭亡。

再如宗泽守东京时，曾前后十二次上书请高宗回京，其中一次言曰：“丁进数十万众愿守护京城，李成愿扈从还阙，即渡河剿敌，杨进等兵百万，亦愿渡河，同致死力。臣闻‘多助之至，天下顺之’。陛下及此时还京，则众心翕（xī）然，何敌国之足忧乎？”然就是这个丁进，身为都城巡检使，却于高宗元年底，拥兵叛乱围寿春（今安徽寿县），此时虽附宗泽，但在宗泽死后，最终还是因叛乱为韩世忠诛杀；而身为河北、京东捉杀使的李成，则于高宗二年八月，也就是宗泽死后仅一个月，便拥兵叛乱围宿州（今安徽宿县），此后拥兵数十万，一直为南宋心腹大患；扬进不是乱军，而是趁机而起的乱民，虽时归宗泽，但也在宗泽死后三个月的十月份叛乱，倘若其手中真有百万兵，可想而知会是个什么声势了——所谓宗泽“修复得铁桶一般”的东京，真的就是一座“铁桶”吗？

此时此刻，你说是李纲的反对迁都正确呢？还是高宗的建都江南正确呢？高宗选择放弃中原四京（北京大名、西京洛阳），远避扬州的决定，难道真的就是畏敌如虎吗？

再看高宗初期南宋国内的局势——青州（今山东临淄）军校王定，拥兵叛乱，杀主帅曾孝序；建州（今福建建瓯）军校张员，拥军叛乱，杀守臣张动；杭州军贼陈通，拥军叛乱，执帅臣叶梦得，杀漕臣吴昉；真定（今河北正定）军贼张遇，拥军叛乱，入池州（今安徽贵池），陷镇江；军贼赵万入常州，执守臣何衮（gǔn），再陷镇江；秀州（今浙江嘉兴）军卒徐明，拥军叛乱，执守臣朱芾（fú）；博州（今山东聊城）军卒宫仪拥军叛乱，攻莱州（今山东掖县）；建州军卒叶浓拥军叛乱，攻福州；军贼杜用拥军叛乱，占陈州（今河南淮阳）；溃兵宋进拥兵叛乱，犯泰州（江苏）；关中乱贼史斌犯兴州（今陕西略阳），僭号称帝；淮南乱贼刘忠犯蕲州（今湖北蕲春），入舒州（今安徽潜山），杀通判孙知微；京东乱贼李昱陷兖州；京西乱贼贵仲正陷岳州（今湖南岳阳）；淮南乱贼靳赛犯通州（江苏）……这只是仅摘几例。韩世忠治军严不严？可他的小校李在，也居然敢占据高邮（江苏）闹割据，而就在高宗大本营向扬州转移途中，韩世忠属下的统制孙琦，只因左正言（谏官名称）卢臣中斥责御营护军擅行无军纪，居然就在高宗眼皮子底下将其追打得堕水而死，随后率本部兵叛乱而去，时任御史的张浚立即奏夺韩世忠观察使，以示惩诫，“上下始知有国法”。而御营平寇前将军范琼自东平引兵至寿春，其部兵竟擅杀守臣邓绍密。时江西曹成、湖南扬么等反贼，均拥贼众不下二十万，至于万人上下的反叛武装，草头司令，不可胜数，比比皆是。

更要命的，则是高宗三年三月，高宗亲手提拨的扈从统制苗傅，御营右军副统制刘正彦，因对人事不满，在金兵陷鹿州，水贼邵青陷泗州（江苏淮安西部，毁于清康熙年，后没于湖泽湖中）的严峻形势下，竟发动兵变，杀大臣及内侍百余人，逼高宗退位，拥立其兄钦宗尚在吃奶的幼子，请隆佑太后（高宗嫂，钦宗妻）垂帘听政，导致韩世忠、刘光世、吕颐浩、张俊等主要将领从前线撤下宋军本就不多的主力，回兵勤王，致使人心离乱，金兵趁机大举进攻，东京留守杜充畏战，亦假借勤王名义放弃东京，退至建康（今江苏南京），山东主官知济南府刘豫降金，河南、山东尽失。

虽仅月余隆佑就还政高宗，但苗、刘拥兵拒战，加据了内乱，牵制了大量抗金兵力，更使金兀术十万大军如入无人之境，一举占领建康，随即兵临南宋大本营明州（今宁波）城下，迫使高宗避敌海上。而担负保卫大本营重任的张俊，竟为保存实力，擅自引兵避战，得使金兵趁高宗不备，借大雷雨的当夜入海偷袭帝船，若不是水军拼死力战，掩护高宗远避温州的话，也许我们的历史就要改写。而此时在隆佑太后避难的虔州（今江西赣州），卫兵与民兵互相攻击，纵火肆掠三日，民兵数万围城，叛将胡友亦来凑热闹，各方混战，无分敌我，直杀得浑天黑地。与此同时，金兵陷潭州（今湖南长沙），屠城。金兵退，鼎州（今湖南常德）乱民钟相乘机而起，自称楚王陷澧州（lǐ，今澧县）；江、淮宣抚司溃卒李选陷镇江；而护卫统制杜彦及后军杨世雄则在江西拥兵叛乱，攻占永丰县，杀知县赵训之——

这就是南宋初年的局势——数路狼烟，遍地烽火，内外夹攻，百孔千疮，哪里还象一个国家，简直一个大漏勺！此时此刻，你说这南宋的国策究竟是聚兵北伐为第一大计呢？还是整顿内治，畅通政令为第一大计呢？没有畅通的政令，就不可能有统一的军事指挥。没有统一的军事指挥，就不可能组织起有效的抵抗。没有有效的抵抗，又怎么可能会有稳固的国防？没有稳固的国防，又何谈北伐大业，光复故土？而整顿内治，就必须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而这个稳定的局面，则只能来于议和。因此，高宗说“议和之策，断自朕志”，并不是为秦桧遮盖，确是实事求是。只是在高宗四年之前，金处在对宋穷追猛打，试图一举灭宋的如潮攻势下，宋则处在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的疲于应付中，故宋虽然一直不停的向金派出议和使臣，却很难得到金的积极响应罢了。

那些至今还在爱国的口号下指责议和的人，是不是应该重新审视一下南宋初年，及这个唯一有资格建立并领导南宋政权的宋高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