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康熙帝《御制文集》第三集卷１９有《宋高宗父母之雠终身不雪论》，今将其文字摘引如下：

金兵破辽之后，兵已满万，人强将猛，非宋之所敌，明矣。备责不能卧薪尝胆，以雪父兄母后之雠，则高宗何辞？若论李纲之忠言不听，岳飞之丹诚不用，设使谏行言听，则必胜金兵于朱仙，生还二帝于汴京，朕实不信也。何也？根本已久不固，人心已久不一，上无惯战之良将，下无用命之士卒，天下虽有勤王之名，真伪莫测，虚实难分。高宗久在金营，孰强孰弱，自有切见，若使复雠雪耻，再整江山，实不能也，势使之也。孟子曰：“寡众弱强不敌也。”

若论讲和之非，我太祖高皇帝因祖之雠，戊午起兵，战必胜，克必取，所向无敌，有往必成。神威圣武，深仁厚泽，犹念中国涂炭，数次议和。明朝引南宋讲和之非，始终不悟，归罪兵部尚书陈新甲为秦桧，弃市示众。发天下兵迎战，如袁崇焕、毛文龙、洪承畴、祖大寿、唐通、吴三桂，前后千余员，凡出关者，非死即降，靡有孑遗。财赋因之已竭，人心随而思乱。百万雄兵，尽没东海，亿兆穷民，罹于边戍。元气尽伤于关东，闯贼蜂起于陇西。贼至京师，文武逃散，无一死于难者，岂非当日不主议和者乎？

偏安社稷，犹存一线之脉络，若为雪耻复雠，同死于国难者，尤不知于明末同乎？异乎？文天祥云：“社稷为重，君为轻，立君以存社稷，存一日则尽臣子一日之责。”实千载忠君之语，君与社稷并而为一也。使高宗匹夫之勇，死而无悔，不顾社稷，以死雪雠，又不知当时议论如何耶？

康熙没有正面肯定秦桧，但是，在降金乞和的问题上，宋高宗与秦桧既是君臣一体，肯定宋高宗“偏安社稷，犹存一线之脉络”的政策，无疑也就是肯定秦桧。他又称“上无惯战之良将，下无用命之士卒”，当然也就将岳飞、吴玠、刘锜、韩世忠等将一概否定，认为岳家军等不能击败金军。“必胜金兵于朱仙”，“朕实不信也”。

康熙帝其实对宋金战争的历史没有深入了解，只是怀着民族偏见，以胜利者的口吻，用明清对峙的历史为喻，发了一通议论。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臣僚和文士们对上述圣谕，奉承唯恐不及，i又岂有发表异论的余地。时至今日，个别学者还是愿意为宋高宗 和秦桧的降金乞和政策作某种程度的辩护，他们也许没有见到过康熙此篇文章，但所持的议论实有相通之处。

特别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人类不分种族和民族，一律平等的正确理念，大大深入人心。这是一种古人和近人不可能有的正确理念。我们正是由此种理念出发，不怀种族和民族偏见，力图公正地、客观地评价历史上的各种种族、民族纠葛和斗争，一视同仁地评价历代皇朝的是非得失。

近一千年间，中国北方主要是女真和蒙古两个民族互为雄长。女真族及其遗裔满族先后建立了金朝和清朝。就治理中国而论，清朝的得分应高于明朝，而金朝的得分却无法高于宋朝。不论得分高低，也不论是何民族居统治地位，我们对各个专制皇朝的倒行逆施当然无须予以掩饰。

就坏的方面说来，金朝和清朝确有一些共同之处。如进入中原之初的强烈破坏，不同程度地强制推行奴隶制，使社会倒退；对汉人强行剃头辫发，清朝有所谓“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激化民族矛盾；大规模地掠夺田地，清朝谓之圈地；金朝迁居中原的猛安谋克户，也与清朝的八旗子弟经历类似的腐化和衰败命运，如此等等。

但就立国势态而言，金朝又显然不能与清朝同日而语。宋金对立与明清对立在事实上，也不可能如康熙所论，可予以等量齐观。

新兴的清朝尽管面对着衰败的明朝，但事实上决非只依赖满族的力量，即可吞灭。清朝所以能够吞灭庞大的明朝，得力于两项成功的政策，一是满蒙联合，二是巧妙地使用明朝的降将降兵。明朝的致命伤之一，则是被迫进行两线作战，对外对付清军，对内又须对付李自成和张献忠军。即使如此，清朝对明战争也决不是像康熙所吹嘘的那样，“战必胜，克必取”。例如袁崇焕就曾是清朝可怕的敌手，却因崇祯的多疑和猜忌，被清朝施用并不高明的反间计，即将袁崇焕置于死地。袁崇焕无疑比岳飞死得更冤更惨，直到清人公布真相前，还一直被误认为是卖国贼。清朝在统一内地后，又能开疆拓土，在相当程度上恢复并发展昔日唐朝和元朝两大帝国的规模，这是它对中华民族发展所作的主要贡献。

金朝兴兵之初，兵锋甚锐，在横跨两个年度，其实大约仅一年时间，就灭亡北宋，远比清朝灭明战争痛快。但是，金朝初期主要是皇族统兵，辽宋的汉人降将既无高明的人才，也未得到金廷的重用，而特别是与蒙古一直处于敌对状态。如果说，南宋方面由于韩世忠、岳飞等军剿除了范汝为、李成、曹成、杨么等诸多反叛武装，数年之间，有了稳定的后方；金朝事实上却陷于北有蒙古，南有宋朝的两线作战窘境。

在成吉思汗建国前约二百二、三十年，蒙古就一直是辽金的西北主要边患。元人修辽、宋、金三史，有一条重要原则，即凡是对蒙古不利或说坏话的记载，就一律予以删削或篡改。现代史家的研究已经证明，与辽朝不时发生战争的阻卜，即是蒙古。金朝吞灭辽朝后，就接收了蒙古的边患。估计金朝官史中原先肯定有不少对鞑靼，即蒙古的战争记录，但元人编修的《金史》中，虽已涂沫得相当乾净，如今却仍有蛛丝马迹可寻。宋人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９６载，金熙宗天会十三年（公元１１３５）冬：

金主亶以蒙古叛，遣领三省事、宋国王宗磐提兵破之。蒙古者，在女真之东北，在唐为蒙兀部。其人劲悍善战。

此处说蒙古在“女真之东北”，显然有误。《大金国志校证》卷９同年亦载此事：

冬，皇伯领三省事、宋王宗磐提兵攻盲骨子，败之。大金初起，常假兵于彼。其后得国，不偿元约，故彼有怨言。宗磐乘其不意而攻之，由是失盲骨子之附，而诸部族离心矣。

据《三朝北盟会编》卷９９《北记》，金朝兴兵攻宋时，其军中确“有达靼家”，可与《大金国志》之说印证。此外，今存金完颜希尹碑虽有残缺，也记载了“萌古斯扰边，王偕太师宗磐奉诏往征之”，“入朝奏捷”，“宗磐悉以所获□赏军士”，完颜希尹（谷神）与完颜宗磐（蒲鲁虎）发生争执。这当然是最原始的记载。然而《金史》卷４《熙宗纪》只是记载当年十一月，“以尚书令、宋国王宗磐为太师”，并无攻蒙古的记录，同书卷７３《希尹传》和卷７６《宗磐传》也都不载攻萌古斯，即蒙古事，无疑都是被元朝史官所删削。

大致在天眷元年（公元１１３８）或二年（公元１１３９），金朝“遣万户湖沙虎伐蒙兀部，粮尽而还。蒙兀追袭之，至上京之西北，大败其众于海岭”。ii在金朝多年的宋使洪皓就回报宋廷说：“彼方困于蒙古。”iii迫于南北交兵的形势，金朝甚至愿意对更弱小的西夏作出一定的友好姿态，割让了若干原属宋的土地。iv

清太宗于金朝诸帝中特别盛赞金世宗，说：“世宗者，蒙古、汉人诸国声名显著之贤君也，故当时后世咸称为‘小尧舜’。”v清太宗此说是服务于联合蒙古，共同对付明朝的策略，却是根本歪曲史实。因为当时的蒙古人并未在大金皇帝治下，也根本不可能承认金世宗是他们的“贤君”，而民族偏见甚深的金世宗却是苦于对蒙古用兵。vi金军对蒙古的杀掠和破坏势不可免，却因元朝史官的笔削，无文字记录传世。金朝最后就是亡于蒙古与南宋的联军。

以上论述了金朝与清朝所处的军事大环境迥异，而金朝前期的对宋战争也与清朝的灭明战争无法相提并论。

当金军初入中原时，由于宋徽宗时的专制腐败统治，宋军无疑是一触即溃，或不战而溃，根本没有能力进行野战，只能进行守城战。王禀指挥的太原保卫战，则是当时最悲壮的一幕。宋军两次救援太原的失败，其实已决定了开封失陷、北宋灭亡的命运。金军初入中原，正如宋方记载所说，可称是“有掳掠，无战斗”。vii

南宋初立，宗泽以东京留守的身份，事实上主持前沿军事，情况就发生重大改变。从建炎元年（公元１１２７）冬到翌年春，金军在灭辽破宋之后，正值兵威最盛，又在最善战的完颜宗翰（粘罕）等指挥下，对开封发动了最凌厉的攻势，却遭受严重挫败。这与北宋末的开封失守形成鲜明对照。顺便说一句，何忠礼先生为自己的《南宋史稿》辩护说，此书不写宗泽抗金，是因为“与《史稿》所述的其他内容相比较，仍然处于次要地位”viii其实，将宗泽指挥东京留守司军等击败金军进攻置于“次要地位”，正是表明了何忠礼先生的学识和研究水平。宗泽原是根本不懂军事的文臣，并且已至七十高龄，行将致仕，却在国难当头之际，毅然负起救国重任，并且迅速地从军事外行转变为内行，成为宋朝最优秀的统兵文臣，难道就不认为可敬和可贵，而值得在《南宋史稿》中予以论述？宗泽准备乘胜大举北伐，却不幸因心力交瘁而病终。但即使他死后，金军仍不敢进攻开封，这也同样证明了宗泽重整的军威。

宗泽的逝世，又不能不使南宋抗金战局发生逆转。在宋高宗和黄潜善、汪伯彦的昏暗政治下，南宋终于走向蹙地数千里，自黄河退到大江的悲惨局面。建炎三年（公元１１２９）、四年（公元１１３０）间，金军渡江作战，既是其军事胜利的颠峰，却也走向了物极必反。韩世忠指挥的黄天荡之战，使金军受到挫折，岳飞又麾兵克复建康，将金军全部逐出江南。但张浚不听曲端、吴玠等将的忠告，轻率地在富平举行大规模会战，又使宋朝丧失陕西的大片土地。完颜昌（挞懒）指挥的金军也尚有能力发动攻势，占领淮东。

但到绍兴元年（公元１１３１），张荣率抗金义军在缩头湖一战，赢得全胜，遂迫使金军退到淮水以北。金军倾注全力攻打四川，吴玠军在当年的和尚原之战和绍兴四年（公元１１３４）的仙人关之战，使金军蒙受自灭辽破宋以来的两次惨败。岳飞麾兵收复襄汉六郡，两年后又再次北伐，以及金军在绍兴四年冬进犯淮南的的失败，则标志着金朝军威的进一步没落。

宋高宗登基之后，就不断遣使，卑辞厚礼，一意求和。但金朝最初一心吞灭南宋，根本不肯承认南宋的重新立国。直到建炎四年，才放还秦桧，施展“以和议佐攻战”ix的策略。绍兴二年，又放还宋使，承认可以让南宋立国。翌年，金朝第一次向南宋派遣和谈使节。绍兴八年（公元１１３８），双方初步达成和约。但主战的完颜宗弼（兀术）等人于次年发动政变，杀主和派，对宋重新开战。

当时，金军的主力和基干是女真骑兵，最利于在秋冬季节纵横驰骋于平原地区。和尚原和仙人关两战是山地战，金军尚可说有“以失地利而败”的因素。然而到绍兴十年（公元１１４０），刘锜军进行的顺昌之战，则开创了在平原地区大败金军的新纪录。x如果说，顺昌之战尚有利用女真人不耐酷暑的天时，而以逸待劳的因素，则岳家军大举北伐，又是在闰六月之后的七月，即在最利于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天时和地利条件下，以少击众，先后在郾城和颍昌两次大战中，大破金军主力，并乘胜进军朱仙镇，再次破敌。纵观北宋末到绍兴和议前的宋金战史，一个基本史实是宋军愈战愈强，而金军愈战愈弱。

关于岳家军的战绩，确有史料方面的缺憾，今存的《金史》固然扬胜讳败，而宋方由秦桧主持修史，又力图堙没岳家军的军功。尽管史料的残缺不全，但岳家军战绩的基本情况还是可以考证的。例如面对岳家军的兵威，金军曾被迫放弃开封北遁，见于《鄂国金佗稡编》卷８《鄂王行实编年》所载。《金史》卷７７《宗弼传》说，在岳飞出兵后，完颜宗弼（兀术）命孔彦舟占领开封。按金朝出兵重占河南之地，早在绍兴十年五月十三日占领开封，xi则《金史》所述，其实是岳飞在七月奉诏被迫班师后的重占，可与《鄂王行实编年》之说互相印证。

为了寻求历史记录的公正和客观，我们姑且置岳珂的私家传记《鄂王行实编年》于不不顾，而专引宋金双方的其他记载。关于岳飞大举北伐时的军事形势，身居金朝的宋使洪皓说：“顺昌之败，岳帅之来，此间震恐。”xii直到岳飞身后二十年，金海陵王率军南侵，“胡人自为‘岳飞不死，大金灭矣’之语”。xiii关于岳飞个人的军事才能，当岳飞入狱时，南剑州布衣范澄之上书救援，说：“况胡虏未灭，飞之力尚能戡定。”xiv岳飞遇害后，金使刘祹讥刺宋人说：“江南忠臣善用兵者，止有岳飞，所至纪律甚严，秋毫无所犯。所谓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为我擒。如飞者，无亦江南之范增乎！”xv宋孝宗时为岳飞议谥的文件说：“忠宣洪公（皓）在虏，尝遣蜡书至，太上（宋高宗）以赐其家，言虏中所大畏服者，张浚与公（岳飞）而已。他日忠宣还，因奏事，论至公死，不觉为恸。”xvi张浚是文臣，本人并没有统兵打仗，对于他的成败得失，在此暂且不论。岳飞身后六十年，金章宗招降宋吴曦诏也强调说：“且卿自视翼赞之功孰与岳飞？飞之威名战功，暴于南北，一旦见忌，遂被叁夷之诛，可不畏哉！”xvii可见岳飞作为一代最优秀的抗金名将，是宋金双方所公认的。

出使金朝，后来逃归的宋汝为，在岳飞班师后上书说：“女真乘袭取契丹之锐，枭视狼顾，以窥中原。一旦长驱，直捣京阙，升平既久，人不知兵，故彼得投其机而速发，由是猖獗两河，以成盗据之功。既而关右、河朔豪杰士民避地转斗，从归圣朝，将士戮力，削平群盗，破逐英雄，百战之馀，勇气万倍。回思曩昔，痛自惭悔，人人扼腕切齿，愿当一战。加以金人兵老气衰，思归益切。是以去岁顺昌孤垒，力挫其锋，方其狼狈逃遁之际，此国家乘胜进战之时也。惜乎王师遽旋，抚其机而不发，遂未能殄灭丑类，以成恢复之功。”xviii宋汝为当然熟知金朝的情况，他认为“金人兵老气衰”，又称“王师遽旋”，即岳飞班师，“遂未能”“成恢复之功”。完颜兀术的心腹、悍将韩常私下对人说：“今之南军，其勇锐乃昔之我军；今之我军，其怯懦乃昔之南军。”xix《朱子语类》卷１３６说：“绍兴初，岳军已向汴都，秦相从中制之。”《三朝北盟会编》卷２０８《林泉野记》说：“飞乘势欲深入，而秦桧议和，屡诏班师，乃还，寻失所复州县。”可见历史真相决不是像康熙所论，是宋高宗“偏安社稷，犹存一线之脉络”，而是宋高宗的偏安政策，迫令岳飞班师，才使金朝得以在中原立足，造成了南北分裂的长久化。

宋高宗当然不是昏庸之主，他处置军国大事，决无大气魄和大器识，却不乏小聪明和小伎俩。自从绍兴七年（公元１１３７）以后，他对诸将，特别是岳飞愈来愈猜忌，但迫于金朝的军事压力，又不敢不用岳飞，藉以护卫自己的皇位和半壁江山。岳飞在绍兴十年被迫令班师后，悲愤交加，力请辞职。但宋高宗的回诏却说，“未有息戈之期，而有告老之请”，“所请宜不允”，xx表明他尚不敢顺水推舟，乘机解除岳飞的兵权。然而一年之后，宋高宗不仅敢于解除韩世忠、岳飞、刘锜等将的兵权，还进一步将岳飞处死。这又表明他对“偏安社稷”已经有了足够的把握，根本不用担心“兵老气衰”的金朝会卷土重来；他不仅已不需要抗金将领护卫自己的皇位和半壁江山，而解除他们的兵权，杀害岳飞，只能更有利于自己的偏安政策。故元朝史臣在《宋史》卷３６５《岳飞传》论说：“高宗忍自弃其中原，故忍杀飞。”可谓是一针见血。

关于宗泽、岳飞等指挥的抗金战争的正义性，人们已经论述很多，在此不必再论。应当指出，我们如今强调各民族一律平等的理念，决不意味着就应当抹煞古代抗金战争的正义性。

自宋以降，关于宗泽、岳飞等抗金，各朝都有议论。宋人本有更详尽的文字记录，可惜今已佚亡。至于自元至清，不论持何种见解，即便是长于考证的清代学者，也根本做不到如今人那样，以现代科学方法，最大限度地网罗史料，进行细致和深入的研究。人们只需稍稍翻阅一下如《廿二史札记》、《陔馀丛考》之类，就不难发现此类史论与今人研究的差距，而康熙所论，当然就更是自鄶以下。通过以上论析，对于康熙的议论，人们不难得出结论：偏见与无知相比，往往距离真理，距离公正的评价更远。

（原载《史学月刊》２００４年第４期）

i 如赵翼《陔馀丛考》卷２０《兀术致书秦桧之不可信》其实应是奉承和发挥康熙所论。

ii 《要录》卷１３３绍兴九年，《大金国志校证》卷１０。

iii《会编》卷２２１洪皓行状，《盘洲文集》卷７４《先君述》，《宋史》卷３７３《洪皓传》。

iv 《金史》卷１３４《西夏传》。参见李蔚《简明西夏史》第２２６－－２２７页。

v 《清实录》卷３２崇德元年十一月癸丑，《太宗文皇帝圣训》卷３。

vi 《金史》卷６《世宗纪》，大定七年，“移剌子敬经略北边”，十年，“参知政事宗叙北巡”。同书卷７１《宗叙传》说他“巡边”，“将战，有疾，诏以右丞相纥古烈志宁代”。说明当时军事情势的严重，竟必须动用声名最著的大将纥石烈志宁。同书卷８８《纥石烈良弼传》则记载“参知政事宗叙请置沿边壕堑”，又证明蒙古力量之强，以至金朝只能商议消极防御。同书卷２４《地理志》又叙述金世宗大定后期，已在北边修筑边堡和壕堑。这些都是元朝史官删削金朝官史后所存留的蛛丝马迹。宋使楼钥《北行日录》也反映了大定九、十年间，金朝正在对蒙古用兵。

vii 《要录》卷４３绍兴元年春。

viii 《中国史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３期《辨误举错，贵在求实》。

ix 《大金国志校证》卷７。

x 《会编》卷２０２汪若海札子。

xi 《要录》卷１３５绍兴十年五月丙戌，《永乐大典》卷３５８６《毗陵集·乞屯兵江州札子》。

xii 《鄱阳集》拾遗《使金上母书》。

xiii 《浪语集》卷２２《与汪参政明远论岳侯恩数》。

xiv 《鄂国金佗续编》卷３０《南剑州布衣上皇帝书》。

xv 《说郛》卷１８《坦斋笔衡》。

xvi 《鄂国金佗续编》卷１４《忠愍谥议》。

xvii 《金史》９８《完颜纲传》。

xviii 《宋史》卷３９９《宋汝为传》。此传说“绍兴十三年，汝为亡归”，显然有误。参据《要录》卷１３９绍兴十一年三月丁卯，宋汝为归宋，并一度“投岳飞军中”，应为绍兴九年事。又据此份上书说：“今闻其力图大举，转输淮北。”可知宋汝为此书上于绍兴十一年的淮西柘皋和濠州战前。

xix 《要录》卷１３３绍兴九年冬。

xx 《鄂国金佗续编》卷４《颍昌捷后俄诏班师上章力请解兵柄致仕不允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