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朱熹《家训》
南宋中期,金、蒙南侵,赋税苛重,百姓怨声载道,民族危机深重,加之儒家衰弱,佛、道盛行,以及封建统治的腐朽,致使纲常破坏,礼教废弛,官场贪风日盛,道德沦丧,人们精神空虚,理想失落,社会动荡不安。为了稳定国家秩序,加强家庭和社会的凝聚力,拯救社稷,拯救国家,朱熹以弘扬理学为己任,力主以“存天理、去人欲”为内容的道德修养,去重整伦理纲常、道德规范,重建价值理想、精神家园。朱熹《家训》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朱熹《家训》虽然成文于八百多年前,但其内容所放射的理性光芒,向世人展示了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文明和深厚文化底蕴。
倡导家庭亲睦
家庭自古以来就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对每个人来说,家庭是人生的起点,也是休息和生活的港湾。上至社会名流,下至平民百姓,事业成功的背后,都离不开家庭的支持和帮助,营造一个温馨的家,创造和睦的家庭生活,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都是人们追求的亘古不变的目标。朱熹《家训》为实现这样的目标提供了一个理论上的指南。
首先,朱熹《家训》要求父母对子女要“慈”、“教”。他认为“父之所贵者,慈也”。所谓“慈”,即父母要疼爱子女。大学之道在于止于至善,父母对子女的爱必须是至善的爱。但是父母对子女千万不可溺爱,溺爱是害。如果子孙不肖,对其放纵是不行的,所以朱熹指出:“子孙不可不教也”。特别是当代社会,由于是独生子女,父母乃至爷爷奶奶对孩子都视为掌上明珠,一味迁就,百般疼爱,养成了孩子唯我独尊、任性的性格,根本不讲长幼,不懂礼貌,什么事都由着他,犯了过错也不指教,在家庭里称为“老大”。这种性格的养成,对孩子成长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因此,父母在对子女倾注慈爱的同时,要加强对孩子的管教。人在孩幼时期,神情未定,可塑性大,要抓紧这个有利时机给予教育,教其懂得礼义,懂得如何做人的道理。
其次,朱熹《家训》要求子女对父母要“孝”。“子之所贵者,孝也。”所谓“孝”,是指子女要善待父母,父母在世,子女要奉养、尊重,父母死后要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朱熹强调的“孝”是真心实意的孝,是子女为报答父母养育之恩而真诚情愿地付出。父母辛辛苦苦将子女养大,在子女身上倾注无数无私的爱,而作为子女,一旦独立就应当主动承担赡养父母的任务,使其安度晚年,不仅在物质上关心父母,更应在精神上关心父母,在父母面前要保持和气、愉色与婉容,平常要多问寒问暖,问疾问安等。同时,子女要善其本身,不要让父母“讨气”,特别是要杜绝不孝的事情发生,如懒惰、赌博、斗殴等。
第三,朱熹《家训》要求夫妻关系要和睦。夫妻关系是家庭的核心与基石。“夫之所贵者,和也;妇之所贵者,柔也。”夫和妇柔是夫妻相爱的关键。所谓“和”,即喜、怒、哀、乐表现出来时,不走极端,保持心平气和的理智。所谓“柔”,即柔顺温和。夫和妇柔,就会相亲相爱,夫妻出现矛盾就会很容易化解。
第四,朱熹《家训》强调兄弟之间要友爱。兄弟之间不能因为一些小事而反目成仇,骨肉相残,大动干戈。他指出“兄之所贵者,友也;弟之所贵者,恭也。”所谓“友”,就是要友爱,互相帮助,患难与共。“恭”则是指尊敬、谦恭。“友”“恭”是兄弟姐妹之间团结的根基,如果连自己的同胞手足都不友爱、不团结,谈何友爱、团结其他人呢?
总之,朱熹《家训》从“慈、教、孝、友、恭、和、柔”诸方面对父子、兄弟、夫妻之间伦理道德关系做了重要论述,指出每个人在家庭中应尽的道德责任和相应的角色义务,构建了彼此关怀、相亲和睦的理想家庭图景。这些合理的思想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对维护和巩固家庭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今天,对我们每个家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倡导人际和谐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来看,人类所追求的是一个和谐美满的社会,它要求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达到一种和谐统一,这与朱熹《家训》所推崇的为人处事之道有着极为相似之处。
朱熹在文中特别强调,在人际交往过程中,要坚持从自己做起,从我做起,即要努力做到“慎勿谈人之短;切勿矜己之长”,在与人交往中,不要随便揭人的短处,背后说人家的坏话,伤害别人的感情,也不要因为自己有所长或工作有了成绩,就自我显耀而瞧不起别人,为人应当保持谦逊的本色,切不可骄傲自大,目中无人。当与人发生冲突时,解决矛盾的方法则是“仇者以义解之,怨者以直报之”,仇恨自己的人要用情谊来化解它,怨恨自己的人要用诚心去回报,用平静的心态、平和的方式去化解矛盾,切不可以仇报仇、以怨还怨,无论在什么环境下和与人发生不愉快的事时,都要做到“随遇而安之”,不能为一点小事就记恨在心,争个你高我低,甚至出口伤人,拳脚相见。在与人交往上,要做到“人有小过,含容而忍之;人有大过,以理而谕之”,要学会理解和宽容,别人有小的过错要用宽容的态度对待之,别人有大的错误,也要做好思想工作,以理服人,用道理使他明白错误的地方,促其而改之。
朱熹在《家训》中还强调指出,“事师长贵乎礼也,交朋友贵于信也”、“见老者,敬之,见幼者,爱之。”侍奉师长应当有礼貌,对待朋友要讲信义,遇见长者,应当尊重,看见小孩,应当爱护。做到“处事无私仇,”“勿称忿而报横逆,勿非礼而害物命。”人们无论贵贱贫富,年龄大小、高矮胖瘦,都要和谐相处。社会上的每个人如果都能这样做,那么就会建立一个和谐、文明、进步的社会。
倡导重德修身
倡导重德修身是朱熹《家训》的又一重要思想。他在《家训》中指出:“有德者虽年下于我,我必尊之;不肖者,虽年高于我,我必远之。”从中可以看出朱熹对德的重视程度,这与我们今天所倡导的“以德为首”的教育思想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在朱熹看来,重视道德修身就同“衣服之于身体,饮食之于口腹,不可一日无也,不可不慎哉!”他还就如何重德修身提出了许多深含哲理的见解。他认为“人有恶,则掩之,人有善,则扬之。”这句话是指对别人善恶行为所持的态度,对行恶的人要抑制,对行善的人要宣传表扬他。他还进一步指出:“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其意思是指善事多么小也要积极而为,恶事多么小也不能为之。不要以为自己曾经做过善事而忽视小恶,就不拘小节。忽视小恶,让其存在和发展,就会变成大恶。不拘小节也会发展至变节;注意小节,细心修养,才能达到高风亮节。朱熹还认为,善心和恶念不可能同时存在于一个人的心灵河流中,人之所以有善恶之别,只是各自内心所禀的气有清浊厚薄之分,内心禀清气厚者,为善的可能性大,禀清气薄者,为恶的可能性大。
朱熹还进一步指出修炼清气的要诀:“诗书不可不读,礼义不可不知。”诗书是指“圣贤”之书,如《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儒家典籍。礼义是指“孝悌诚敬”,是说孝敬老人,诚实做人。他认为,读“圣书”才可以修德,识礼义才可以养气。人因读书而美丽,人因识礼而高雅。读书是文化教育,识礼是素质教育,读书识礼,二者不可偏废。
朱熹在《家训》中还指出:“勿损人而利己”、“不义之财勿取,遇合理之事则从”,进一步阐述了做人的行为准则。在价值取向上,坚持以民为本,取利时决不能为个人利益而损害人民利益,也不能为了个人利益而违法损德,当个人利益与人民利益相冲突时,应当顺之人民利益。并在此基础上,朱熹进一步拓展了重德修身的外延,他指出:“斯文不可不敬,患难不可不扶。守我之分者,礼也。”他认为,对有知识素养的人要敬重,对有困难的人要帮助,这些都是做人的本分。
朱熹的纯朴与善良
从《朱熹家训》中看出,朱熹是位纯朴善良的老人。他不仅在家庭亲睦、人际和谐、重德修身等方面为我们作了理论上的精辟论述,而且在行动上也为后人提供了精神指向。
朱熹对父母的孝,感人至深。他少年失父,与母亲相依为命,他四十岁时母亲不幸病故,为守孝道,他筑寒泉精舍(又名方谷书院)于墓旁,在此著书立说,讲学授徒,直到守墓追孝三年期满。
朱熹对妻子的情感可谓感人至深。就在他临终前还抱着病体,咬紧牙关,握笔为亡妻刘清四写下一篇表达他至死不忘夫妻情的《墓祭文》:“岁序流易,雨露既濡,念尔音容,永隔泉壤。一觞之 ,病不能亲,谅尔有知,尚识予意”。可见真情挚爱溢于文中。
朱熹在教育子女方面也留下许多佳话。朱熹长子朱塾顽皮贪玩,朱熹唯恐朱塾在家不得专意,耽误学业,便送他远离膝下千里从师,赴婺州金华县(今浙江金华市)拜吕祖谦为师。临别前,朱熹还写下《训子从学贴》交付朱塾,贴中从日常生活小事到具体待人接物无不悉数训诫。可谓爱而有教,慈而施爱。有一次,朱熹到女婿黄干家中,黄干在外任职,其女儿朱兑因家贫只能准备葱汤麦饭招待久而不见的老父,心中实感内疚。朱熹知道女儿的心思,笑着对女儿说:“我儿切莫介意,这菜肴不同一般,可称美味可口。”吃罢饭,朱熹走进书房,铺开宣纸,饱蘸浓墨,挥笔写下一首诗:“葱汤麦饭两相宜,葱补丹田麦疗饥。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炊时。”女儿朱兑看过慈父这首诗,脸上顿露宽慰的笑容。后来这首诗成为黄氏家训,流芳于世。
朱熹在交友上,无论是志同道合的同仁,还是水火不相容的论敌,“举凡士子儒生、骚人墨客、羽士释子、田夫野老”,只要是有德者,都能视为知己。他的学生回忆说,朱熹“待野叟樵夫,如接宾客,略无分毫哇町。”他在任职浙东提举时官居五品,理学永康学派的陈亮仅为布衣,找上门来围绕“王霸义利”一辩便是十天,在后来十多年的岁月里,两人书信往来由论敌结为挚友。
朱熹一生淡泊名利,安守清贫,从不妄取不义之财。他一生生活不幸,幼年失父,中年丧偶,幼女夭折,胞妹早逝,晚年失子,生活相当贫困,其斋舍无以避风雨,赵汝愚悯其贫,欲为其盖房屋。他婉言谢绝曰:“此是私家斋舍,不当烦官司。”赵又怜其穷,愿从自己的俸禄中取一二周济之,也被朱熹连连辞谢。朱熹对他人惠赠的财物,于法有碍,一概以礼谢绝,然而与亲友的礼尚往来,却又慷慨相赠。吕祖谦妻故,陆游子亡,朱熹长期生活在农村,深知民众疾苦,从小心中就蕴藏着帮贫救困、忧世恤民的思想。
朱熹为官时间不多,总揽仕历,按到职实算,为官方逾七年(任同安县主簿三年、任江西南康军两年、任提举浙东常平盐公事九个月,任知漳州一年、任知潭州兼湖南路安抚使两月余、任焕章阁侍讲四十六天)。朱熹为官内每到一处,极度重视荒政,他重农桑,兴水利,正经界,轻赋敛,惩贪官,治豪强,真个是民间疾苦“一枝一叶总关情”。他于1171年创建的社仓,奏请朝廷颁行诸路州军,救助了无数灾民,被誉为“先儒经济盛迹”。如今,朱子社仓仍然完好安在,向人们昭示着纯朴善良的朱熹救荒恤民的故事。